苏州人过端午节，祭的不是“屈原”而是“伍子胥”——风俗有如气候，地域的差异导致风俗的差异，楚地人借端午节纪念楚国人屈原，吴地人借端午节纪念吴国的著名将领伍子胥，而笔者的家乡古时则属宋地，也年年过端午的，则又无所谓要纪念谁，这类现象本无足怪。但苏州市政府将要举行的对伍子胥的公祭，则是将民间风俗给政治化了，而且据说还要拿伍子胥的端午节去“申遗”，那么“端午节姓伍还是姓屈”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本无意介入这场争论，我的态度是“爱谁谁”。但看到5月24日《青年时报》上一则相关评论，却又有说话的冲动——该评论是力主端午节姓“屈”而反对端午节姓“伍”的，并将屈原定位为“文化巨人”，而对伍子胥则一脸不屑——“伍子胥算哪门子文化名人，硬要说他也代表了某种文化的话，那就是复仇文化。可现代社会需要弘扬这种复仇文化吗？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和谐社会……”

    只有“文化名人”、“文化巨人”才有被后人纪念的资格，“政治家、军事家，一介赳赳武夫”“算哪门子文化名人”就没有资格，在我看来，其实是等级观念在作祟——这是道德及文化上的等级观念；而且也不符事实，中国因纪念某一历史人物而起源的节日众多，这众多历史人物中并不全都是“文化名人”“文化巨人”啊，倒是有很多小人物，比伍子胥还要小。至于上述评论硬派伍子胥为“复仇文化”的代表，而且还与“和谐社会”生拉硬扯在一起，就不免让笔者横生出一点恶作剧的念头——自杀文化，就有助于“和谐”吗？

    屈原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自杀；硬派伍子胥为“复仇文化”的代表，则同样是简单与武断的。而从中国传统士大夫道德上考量，屈原的自杀与伍子胥的他杀，实有高下之别，屈原“投汨罗以死”分明是自绝于国君嘛，而伍子胥之被吴王冤杀，则是一种“爱国到底”的表现——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岳飞岳武穆不就是这样一个“爱国到底”的人，而且也是“一介赳赳武夫”吗？当然这样说也只是故意幽默一下，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爱国”是一种“质”而不是“量”，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伍子胥为何就不能是“爱国主义将领”呢？也许有人会说伍子胥分明是“卖国贼”、是“楚奸”——他是楚人，为了个人恩怨，竟带着吴国军队去灭楚，这叫什么“爱国主义”！但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爱国”就是“忠君”，并没有多少地域概念。有句出自《左传》的名言——“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事”，说的就是当时的一种状况。伍子胥如此，屈原也是如此，他们的“爱国主义”都有其“历史局限性”。

    是的，“复仇文化”确实于“和谐社会”无益，但有一点应该清楚，那就是“复仇”的“复”字，没有“仇”，就没有“复仇”，也就不可能有“复仇文化”的容身之地，这一点对于如何建立“和谐社会”倒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杭州 虞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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