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到了，各地和祭祀有关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除了民间自发地祭祀已故亲友之外，还有一些具有很强官方色彩的祭祀活动：“浙江绍兴万人同祭治水英雄大禹”（据4月3日《现代金报》报道）；“河南黄帝故里祭拜华夏始祖”（据4月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些祭祀活动无不有地位相当高的官员出席，场面也极尽豪华隆重之能事。我在感慨之余，心底也不禁浮出了一个疑问：我们究竟为什么祭祀？

    产生这个疑问，是因为在这些活动中嗅到了一点让我不太舒服的气息：“祭祀搭台，经济唱戏。”有当地官员兴高采烈地说，在短短两天的祭祀期间，“新郑市政府就与来自全国各地的9家客商正式签订投资合约，总投资额达73.2亿元”；绍兴市虽然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就是大禹陵所在地，但现在仍有六省七地在纷争“大禹产权”。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也能明白，这些地方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哪里是真的敬仰大禹？不过是想借大禹的名气“促招商，促旅游”罢了。

    我认为，祭祀这一类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动机要纯正。如果动机不纯正，不是发自内心的敬意的表达，那就必然流于虚伪，还不如不搞。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祭祀呢？在我看来，主要应该基于这样两个理由：

    一是通过祭祀来增加民族认同感。正如追求自由与权利是人的本性一样，追求认同和归属感也是人的本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无法回避“我们是谁”的问题。虽然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本质规定性是丰富的，但承认我们都源自同一个“人文始祖”，则是其中的重要一条。一个不认同自己的民族的人，就会像德国作家沙米索的小说《出卖影子的人》中的主人公那样，虽然靠出卖自己的影子获得了财富，但变成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之后，所有的人都害怕他、躲避他，他也害怕所有的人，白天黑夜都不敢出门。直到放弃了不义之财，赎回了自己的影子，他才重新获得了阳光与自由。

    二是要通过祭祀来寻找共同的优秀价值观，“民族认同”正是建立在这些优秀价值观之上的认同。比如黄帝的勤劳勇敢、帝尧的无私禅让、帝舜的恭孝仁德，以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奉献精神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我们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从“人文始祖”那里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并不排斥我们吸收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人类的优秀价值观；此外，我们要求为官者继承“人文始祖”的优秀价值观，也不允许任何人以“有德者”自居，而拒绝接受监督和制衡。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俗话说：祭神如神在。如果我们的动机不纯，把人间行贿受贿那一套拿来对付祭祀的对象，那简直就是对“人文始祖”的亵渎。祭品再丰盛，也不过是相当于贿赂品而已——难道我们居然认为黄帝、大禹他们会接受我们的贿赂吗？（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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