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又叫亏损了，叫的声势还挺大！媒体报道说，2005年我国国企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此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好大一坨让人惊心的亏损数据。
不禁想起前几年，媒体上充斥着各大国企扭亏为盈的利好消息，仿佛我们的国企已经找到一条脱困之路。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有些人在营造国企改革成功的幻象而已。那么多工人下岗了，那么多不良资产剥离了，那么多国企领导换了，给了那么多优惠政策，耗费了那么大的改革成本，总得给人一点“成功”的感觉吧———好，“成功感觉”已经给过你了，做生意不能只盈不亏啊，所以可名正言顺地哭穷了；加上“国企要向国家分红”的呼声四起，也有必要说“亏损”了。
早一分迟一分哭穷对企业都不利，这个“亏损高峰”时间掐得真是贼准！叫亏还是叫盈，不是取决于事实，而是取决于叫什么有好处。
最有意味的是有关专家对亏损原因的归咎。四大原因中“成本上升”和“价格机制不完善”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由于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猛，产品成本上升较快使企业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由于部分资源性产品和公共产品价格政府控制较多，未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调节机制，导致与之相关的行业利润大幅波动——四大亏损原因中，没有一条归咎于企业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问题，仿佛国企管理者都是天使。
归咎的指向很明显，那些国企亏损是因为成本上升，价格未市场化———只有提价才能解救“亏损高峰”中的国企。噢，原来这个“亏损高峰”是在为又一批公共产品的涨价吹风点火！
回想第一个“亏损高峰”对国企亏损的归咎，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国企的政策性负担过重。说国有企业是集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区管理职能于一身的“社区单位”，称国有企业肩负着提供财政收入、稳定就业、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多项政策目标和社会职能———负担这么重，当然会亏损了；要扭亏为盈，当然要减负了。在扭亏的名义下，下岗分流、剥离不良资产、对企业进行补贴、提供优惠等措施连续出台。
好，这几年国企扭亏手段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再下岗企业就没人了，再剥离银行就要崩溃了，再补贴、再优惠国家也承受不了、全民也不答应了———这种情况下，扭亏还有什么新的合法性？众里寻她千百度，“成本升高”成为新大陆！于是企业开始哭穷，专家开始为“涨价式扭亏”论证合法性。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霸权，论证国企亏损时会确立一种“管理者无辜”的前提：预设国企管理者经营有方，亏损的原因全来自外在。回首国企亏损的“第一次高峰”和如今的“第二次高峰”，归咎的逻辑都是如此。“第一次高峰”是把扭亏成本推向了国家和工人，此次则把扭亏成本指向了全民，试图以普遍性的涨价来扭亏。
我真不知道，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成本处于黑箱或一堆糊涂账的情况下，有什么资格把亏损的原因归咎到成本上？
我也不知道，在企业未有充分的理由让公众信任自身经营管理制度的完善性时，又有什么资格把亏损的原因都指向外部，把扭亏成本都推向老百姓？（曹林）
延伸阅读: 透过亏损迷局看国企改制方向
深入国企灵魂的真正的改制越晚,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将越大。由于这一成本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因而极具隐蔽性,但资源错配所造成的整体低效,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矛盾正在并将在可见的未来以各种方式显现。
国企改制迟迟不到位的结果就如现在所见,一方面,国企在主要利润来源的资源性领域加强垄断,进而蔓延到一般竞争性领域,给中国经济造成垄断与效率低下的双重痛苦；另一方面,国企改制的成本压力将无法抑制地继续转嫁给社会。这将离我们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初衷渐行渐远。 >>>详细
国企亏损何时是个尽头？
国企亏损，大抵是进入了“棘轮效应”的怪圈。“棘轮效应”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最初就是对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研究的一个结果；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生产指标总是只上不下，就像“棘轮”一样，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广义的“棘轮效应”，就是经济活动中某种行为惯性趋势的不可逆。国企正在处处体现“棘轮效应”，比如许多国企管理层薪酬畸高，只升不降，而且越来越高；比如国企腐败案越来越多，只增不减，成为了“内鬼”们潇洒犯罪的“重灾区”；比如国企改制使国资哗哗流失，如不装阀门的自来水，甚至好一点的国企海外上市也成了国资大流失的通道，“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就指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流失估计不少于600亿美元”（3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从宏观层面看，国企亏损也已然进入“棘轮效应”状态，被“棘轮”咬住后，国企成了一路亏下去的宝贝疙瘩；而更可怕的是，作为宝贝疙瘩的“宝贝”状态也有了“棘轮效应”，不管亏损得如何让人柔肠寸断，也要一直“宝贝”下去不回头。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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