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最近，我国北方发生入春以来第一次大范围的沙尘天气过程，北京也连续几天受到影响，直到昨天下了一场小雪，才终于为北京“洗尘”。

    当人们咒骂沙尘暴时，笔者忧虑：一场大范围的沙尘，又损失了几十万吨的宝贵“国土”，长此下去，植物在哪里扎根？关于沙尘源，“进口”的多还是“国产”的多，学者们已争论多年。但无论怎么争论，最近30多年来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退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正确的措施护土，恢复草原和荒漠地区生机。

    投资近600亿元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实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是否已对阻碍沙尘暴起到作用？针对沙尘暴，我们又该怎样作为？

    首先是草和林的关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区、草原地区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态学意义上的植被类型按照覆盖度和生物量来划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后才是林。锡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盖率只有0.87%，这是自然界铁的规律。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问题，拿林来治。试图在草原和荒漠上种出森林，这就与生态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事实上，用草捂盖沙尘暴比用树木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草不需要种，保护就行。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现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盖，地是湿的，沙尘暴从何而来？

    林就不具备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点”上治理还是“面”上治理的关系。现行的做法是，生态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验收的点上，这些点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钱，效果是不错的。然而，对贡献沙尘物质更多、离公路最远、破坏更严重的地区，却无人问津。

    笔者曾问某旗林业局长，为什么不在偏远的、被严重破坏的地区飞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干脆：“在那里治好了给谁看？”所以，如果你夏天驱车去草原或荒漠地区，看到恢复很好的草原，种植非常成功的灌木丛，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因为“点”上治理的面积占远不到10%，而“面”上破坏的面积高达90%.这就是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上，干旱、半干旱区的人口适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门超过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给草原“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今天他们定居下来了，对自然的压力明显增大，生态破坏就难以避免了。必须通过正确的措施，引导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镇上来，前提是国家用于生态治理的费用，大部分转移到用于人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的关系。沙尘暴是牲口“啃”出来的，是农牧民“种”（开荒）来的，是人为“治”（没有长林的树坑变成风蚀坑）出来的。目前，生态治理的做法，与当地百姓的生存发展是分离的。笔者算过账，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两项相加，投入到每亩土地上的费用是326元。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达48.9万元。哪怕这些钱的十分之一给牧民，让他们放下马鞭子，拿起铁锹去栽柳，他们可以保证家里的地基本不起沙尘暴，还致了富，因为每户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万元。在内蒙古某旗，我们为牧民成功恢复了4万亩的沙地草地，却面临着交不起每年不足1万元看护费的尴尬局面。

    第五是东部和西部的关系。我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业基地上，而应当是生态屏障。

    或问，我们能否告别沙尘暴？答曰，上述五大关系不理顺，前途未卜。当然，也可能很快，这就是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光了，重的物质吹不动了，草原变戈壁，戈壁更荒凉，北京就没有沙尘暴了。但是，彼时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蒋高明）

延伸阅读：

“沙尘暴”扫荡“植树节”

    沙尘暴到了，植树节来了，大自然好像在向我们示威。年年“沙尘暴”都要疯狂的扫荡“植树节”，这是对人类的嘲笑，对人类的报复，还是对人类的提醒呢？我看应该三者都有。
 
    沙尘暴正扫荡我们的植树节，难道，我们就不能把植树节变成应对扫荡的坚强盾牌和抵抗沙尘暴的锋利武器吗？当然能，只要我们把植树节的树植活，植多，植出真正的绿色屏障，绿色刀枪。这个“只要”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否则，沙尘暴扫荡的不仅是植树节，而会成为我们的生存劫。[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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