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涛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基层农村工作者，笔者认为当前有一种经济思维过度化的倾向在影响着新农村建设。

笔者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乡镇办公室写材料。每到半年或年终，在（半）年度总结中都会有大量的“投资xx万建设xx养殖场”“投资xx万建设xx加工厂”等经济成绩。有位朋友对我说：“那是你们干的吗，那都是私人做的，你们把它揽到了自己名下。”我想反驳却找不到词，因为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当时，全镇发动群众大种果树搞山地综合开发，好多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在会上就提出，“要种什么要想好，以前叫我们种这种那，结果出不了效益，山变成了运动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干部们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修公路、搞项目，推动农村经济飞速前进。但时至今日，一些乡镇出现了经济思维过度化的倾向。比如，现在很多干部们评价领导是不是能干，私下里仍以这位书记或是镇长争取到了多少钱或是多少个项目为标准。　

    经济思维过度化的行政方式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是钱都争着拿去发展经济，造成乡镇负债过重。有资料表明，我国负债运营的乡镇已经超过三分之二（《南方》杂志2005年第18期）。二是一些乡镇为农民生产服务的诸如农科站、农机站、水利站等处于空置状态。三是教育、卫生、农村社保等公共领域投入偏少，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所必须达到的配套规模，农民负担加重。四是行政直接干预农民生产严重，有时连农民做什么、在多少时间内必须造出多少亩果园都有规定，否则就要罚款。

建设新农村，必须对这种经济思维过度化进行反思。政府的职责是为农民生产服务。在建设社会义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政策下，政府的职责是做好农村公共服务，干部的权力到此边界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今后有限的资金要投向两个重点，一是为农民生产做好服务，加强农科站、农机站、水利站等设施的建设；二是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农民社保等公共领域的投入。至于农民种什么养什么，不用干部操心，只要做好手续审批、技术指导、法律等方面的服务就行了。

    半年前，一次我与某县一位物价局长交谈时，我谈了以上我的观点。这位局长沉思一会儿，用条理清楚、语重心长的声音，历数农民孩子读书要花钱、看病要花钱、父母养老要花钱……所以，他认为政府有钱还是要用来发展经济。是啊，有这么多的地方要花钱，而恰恰就是这些地方，暴露农民公共利益被忽视的现实。看来，经济思维过度化的担忧也不是无中生有，它在一些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经济思维一旦走到极端，当然，我指的是极少数党性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的干部，就会产生鼓励公共行政机构搞创收（如以罚款的一定比例发奖金），为解决干部职工福利而巧立名目收费等现象，同时自己也为个人利益所俘获。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出台，正在进行的“两会”将对建设新农村有更清淅的阐述。全省基层干部应根据中央精神认真思考，而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及高校，不妨多些培训班，以帮助基层干部认真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切实转变工作思路，摒弃经济思维过度化影响，谋定而后动，密切结合实际建设和谐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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