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国家，中国过去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与早期的农业税相比，现在的农业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上的农业税包含内容十分丰富，不论是“摊丁入亩”，还是实行“一条鞭”，都是为了简化税负，提高农业税的征税效率。但是，如“黄宗羲定律”预言，无论是休养生息，还是轻税薄赋，农民在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不得不再次背上沉重的赋税包袱。

    这种周期性的历史税赋制度变迁，与中国旧时代出现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不无关系。在王朝建立的初期，总是实行轻税政策，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当王朝政权稳定，机构逐渐膨胀，腐败现象丛生的时候，老百姓不得不再次背上沉重的税务负担。

    所以，如今废除农业税条例，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深层次来说，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立法机关真正意识到法律的终极价值所在；废止农业税条例，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意愿，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作为农业大国，维护农民的利益，不仅仅关系到减轻一部分农民的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态。假如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假如不合理的税费不能得到及时废除，那么，和谐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农民属于弱势群体。保护农民的利益，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减轻农民的税赋。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减轻农民的负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已经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2004年，全国农业税收入232亿元，而到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减少到15亿元，全面取消农业税，对中国财政收入不再构成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提出了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并且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大力加强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农民负担不会反弹。

    应该看到，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系统工程。废除农业税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环节。假如农村的社会公共产品投资不完善，城乡两元结构分割的状况不改革，那么，废除农业税给农民所带来的福利很可能会被其他因素所抵销。要看到，当前，农村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农民多年的积蓄可能因为一次重病而化为乌有，巨额的学费也会让农民兄弟负债累累。

    我们还要看到，取消农业税后，种粮食与“种”房子相比较，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农作物生产。正因为如此，应考虑减少农业生产人口，提高单位的生产效率，确保中国的农作物供给。另一方面，还应考虑改造传统农业，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现代农业。

    总之，废除农业税，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表现。在现代工业化时代，废除农业税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国家充分意识到了农民的弱势地位，通过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