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该不该实行实名制？近来媒体多有讨论。小而言之，当垃圾短信成为公害，政府理应有所作为；大而言之，积极抵御各种“暴力劝说”与“幸福欺诈”，也是当下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

    有人说，搞手机实名制的作用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个观点很值得推敲。本着“人性平等”的原则，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君子”或潜在的“小人”。本质而论，法律、法规从来就是“为君子设防”，尽可能让“君子”不越界变成“小人”，同时让“小人”支付更高的破坏成本。因此，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说，实名制的应用就像锁具的发明一样———锁不仅给民众增加某种安全感，赋予某种“制度性自律”，同时也为盗贼增加闯入禁地的成本。当然，有些不为人所乐见的事情也会时有发生。比如，有人可能会将你反锁在自己屋里，有人可能会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撬锁入屋，偷走了你的钱财。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责备锁具毫无价值的理由。

    也有人说，搞实名制会妨碍中国人的通信自由。关于这一点，我看未必。现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南非等国家都实行了手机实名制，如果这些国家的民众真的因此失去了通信自由，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显然，公民通信是否自由，和是否实行实名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我们看到，互联网上那些匿名发布“有害信息”而被指涉嫌犯罪的人，并不会因为匿名而逃脱电子警察的追捕。换句话说，匿名式自由表达增加了社会控制的成本，而不能真正成为自由表达的条件。相反，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起来保卫的通信自由，是直呼其名而无所畏惧的通信自由，是可以在电话里大声说话的通信自由，而不是偷偷摸摸、前怕狼后怕虎的通信自由。

    必须承认，当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开始从行政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过渡。这既是中国人心所向，也是世界大势所趋，没有人可以阻挡。因此，在我们考察手机实名制与社会管理的某种联系时，也应该有一个“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价值寻回。

    “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公案出自宋僧释普济《五灯会元》十七卷，相传唐代青原惟信禅师曾经如此论道悟佛：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我相信，这个智性“三阶段论”同样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

    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一个肯定的阶段，此一阶段，人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只能全盘接受当下的一切；

    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一个否定阶段，人们学会了怀疑，有了主见，对旧世界于是有了一种否定与超越。

    第三阶段，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哲学上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当人以智性对接世界观察万物，万物也会回到本原。

    反观历史，我们对古往今来中国的社会管理政策的认识同样应该经历这个过程。首先是完全控制（专制时代），然后是控制被否定（革命时代），最后重新回到控制（管理时代），让政治服务于生活，让生活高于政治，而非反其道行之。但是，如前所述，在第三阶段，此山水已非彼山水。当统治型政府转向管理与服务型政府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将这种管理与服务理解为改善社会秩序的一个步骤。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明就是秩序文明，即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契约，而不是以尊卑为界形成等级文明。总结两千年专制于中国人心灵之所赐，莫过于两个精神烙印。一曰奴性，二曰散漫。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悖论，实有内在机理。所谓奴性，是指中国人无条件服从于长官旨意，惟命是从；所谓散漫，则是不讲秩序（潜规则实为伪秩序），不愿被管理。忽视了这一层面，西方人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在一个政治上多受西方世界指责的国家，民众却会为自己生活得“自由自在”、“过得挺舒服的”而沾沾自喜。

    当奴性与不守秩序相结合，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种不良的社会生态：威权大于个人，个人大于公共秩序，无序因此被传递、繁衍，“潜规则”泛滥成灾。不幸的是，许多民众对公共秩序的反抗，多以弱者对弱者的侵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甚至会被误解为反对威权的一种积极方式受世人称赞，横行于《水浒传》里的江湖文化可援为一例。然而，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视自己为公共秩序的受益者，就不难理解，对公共秩序的群体的、无理性的反抗与摧毁，实际上也暗合着某种程度自虐或自暴自弃的倾向。

    回到秩序一词，笔者在欧洲学习生活，体会最深的是西方国家对个体信用体系建设的细致入微。应该说，中国的政府转型，本质上也是转向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管理与服务。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手机实名制可被理解为中国建设个人信用体系的一个细节。一个好社会应该双向透明，政府与民众都担起责任。一方面，民众对政府的决策要有知情权，政府不能“国家机密扩大化”，将民众排除在决策之外；另一方面，民众也应从公共生活出发彼此让渡自己的“秘密”，使之成为完善社会秩序建设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