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不顾年迈体衰，这些年为扫荡他眼中的“伪科学”奔波大江南北，令人不能不敬佩。

    然而，敬佩归敬佩，遇到疑惑并不能因敬佩而烟消云散。比如，读新出的这期(总40期)《南方人物周刊》上刊载的访谈实录《对话何祚庥》，看到他发表的那些高见就不免心里犯嘀咕。

    何先生说:“我现在做的事情，从某些方面来讲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既懂马克思主义又懂当代科学的人实在不多。”对此，我自知没有能力提出异议。虽然这个世界上不管少了谁，别人的日子都会过下去且会越来越好，但人没有这种自信，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感同身受同情性地理解所有人的自信或者自负。

    何先生说:“我做物理研究，高度关注物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晚年，何祚庥又高度注意把物理学理念用到马克思哲学上。”他是否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者物理学理论，只有像他这样两项都精通的人才才能评价，我辈连嫉妒的资格也没有。

    那么，现在我可以请教何先生的是两个低层次的常识性的逻辑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产生于下面这段对话。

    “摄影师:中国煤矿每天死多少人您知道吗？

    何祚庥:报纸上说100多人……

    ……没法避免！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

    摄影师:您认为是穷而不是腐败吗？

    何祚庥: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

    摄影师: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何祚庥:(怨就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摄影师:但不应该死无辜者，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何祚庥:谁是无辜的？谁是可以避免的？它有一个概率分布。何祚庥也不希望死人，但有时候发展过程中的牺牲是不可免的。你希望没一点牺牲，是很不切实际的想法。

    摄影师:那您的意思就是煤矿工人应该死了？

    何祚庥:煤矿工人应该是做了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正确评价。

    摄影师:他们做了什么贡献？提高了GDP？

    何祚庥:一点不错。解决了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

    我不想与何院士讨论什么叫“以人为本”，我也不想讨论我们该不该做中国人，我只想问:

    一、那些矿工因为“太穷”，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井干活，“因为不接受就活不下去”，即“太穷”是“卖命”的必要条件；然而“卖命”的人，又只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也就是说“卖命”的只能受穷，走不出“太穷”的宿命结果。且不论这一切果真是否因为他们不幸生在中国而与腐败无关，“太穷”与“卖命”这种因果关系就像万有引力是不能打破的铁律吗？何先生这样论证，在逻辑上算不算“循环论证”？《中国改革报》11月28日披露，据保守统计，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公车年开支达3000亿元，超过年度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且公车单车运输成本竟接近出租车的8倍。煤矿的安全投入要多一点，给煤矿工人的工资高一些，真的是没钱做不到的事吗？

    二、希望死的人少一点，避免发生一起又一起的重大矿工伤亡事故，与“希望没有一点牺牲”、完全避免死人是一回事吗？混淆二者，在逻辑上叫不叫偷换概念，转移命题？这种反驳的手法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比如:你要求某一项合法权利，他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然拒绝道:“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你痛恨某地某行业贪官污吏“前腐后继”，他给你一句绝对真理:“古今中外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腐败？”何院士是科学家，难道连这类拙劣的诡辩法都不能识破，而会受传染，采用同样的“逻辑”论证手段吗？

    我相信何先生不属于那些“不幸生在中国的”中国人，而他是不是“最讲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我也懒得去证实或证伪，请他先回答我这两个低级问题。(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