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文拜物教”弥漫全国高校之际，北京大学在中文系等院系试点推出两个论文减负措施：针对教师实行“论文代表作”制，教师在聘任期内发表具有领先地位的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即可续聘，并不再接受量化考核；针对研究生取消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要求，只要毕业论文作得好就能毕业（昨日《新京报》）。这两项措施或许在细节上还需完善，比如何谓“领先”，这在缺乏统一标准的人文领域很容易引起争议。但是“论文减负”的导向无疑遵循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对高校学术评估体制的改革起到示范性作用。即使教师或学生非常平庸，在这种措施下他们也不再会盲目追求数量，只生产一篇学术垃圾总比生产无数篇学术垃圾要有利于“学术环保”。

    近几年，由于高校排名、申请博、硕士点等诸多压力，高校的“论文拜物教”

    已近登峰造极。论文质量被“论文重量”代替、论文深度被“论文厚度”代替，衡量学术成果无需专家评审，只须拿出弹簧秤称称重量或用尺子量量厚度。这种考核标准发展到极致，便出现同一篇文章在不同期刊反复发表的“一鸡多吃”，至于学术剽窃、成果虚报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更是匪夷所思，因为很多学科的所有核心期刊加在一起，都无法满足在读研究生的发表要求。有些高校明知这种规定不太现实，却又要装点门面，只能一边制定这种荒唐的标准，一边自费出版学报研究生增刊，来打造所有研究生均曾发表论文的幻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的论文减负措施及时地破除了“论文拜物教”的迷信，并且有助于打破“学术腐败共同体”。

    “学术腐败共同体”有两个比较具体的形式，一个是“师徒腐败共同体”，另一个是“编辑腐败共同体”。部分高校明文规定，在读研究生发表论文必须署上导师姓名，即使没有这种“霸王条款”的学校，也多有师徒共同署名的“潜规则”。如果某篇论文确属导师和学生合作，两者共同署名，自然毫无疑义。但是问题在于，很多导师最多走马观花地看过一遍论文，也堂而皇之地署上自己的姓名，以至于学生成为“科研包身工”。尤其是某些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没有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几乎主要靠“剥削”学生劳动成果为生，一旦出现涉嫌抄袭的诚信危机，还将责任全部推给学生，自己反而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同时，学生因为有发表压力，也会主动要求“被剥削”，因为署上导师姓名将便利于论文的发表，节省了版面费。

    除了这种“二人转”式的“师徒腐败共同体”，还有“编辑腐败共同体”。由于被学术体制承认的论文必须发表在某些固定的学术期刊上，中国学术的“命脉”不是由学者把握，而是由期刊编辑控制。

    编辑和学者之间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学术交易，有些高校聘请编辑担任本校名誉职务或者开设讲座以换取发稿指标，有些编辑则利用发稿之便联络导师换取读研指标。

    相比之下，出售版面只是一种比较低端的做法，主要适用于在读研究生，他们的劳动一无所得，还要把菲薄的生活费倒贴进去。

    可以看出，“学术腐败共同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太可能从内部解体；同时又是一种“隐形腐败”，外界很难监督。如果采取北大的论文减负措施，教师考核不再以论文数量为主，研究生也没有论文任务，“学术腐败共同体”必将失去部分动力。当然，彻底根除“师徒腐败共同体”需要制定严格的署名细则，根除“编辑腐败共同体”则需要打破学术期刊级别和行政单位级别挂钩的格局。（王晓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