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如何看待丁学良教授所说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许小年：我相当程度上赞成丁学良的评价，确实有一些国内学者的水平比不上国外好的研究生院的学生。在中欧上课时，有学生问我如何看待这个提法，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成为第六个”。

    史晋川：丁学良的领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他对于经济学家的评价，犹如没有专业味觉的食客评价厨师，至少不严谨。

    谢明干：完全是无稽之谈。讨论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之前，起码要先给合格的经济学家下个定义吧。老一代的人，很尊重经济学家这个称号，至于我自己，到哪都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学爱好者而已。丁不是经济学界的人，怎么能随便发议论？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要的突破，经济学界都付出了心血，不能否认。

    梁小民：如果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合格经济学家的标准，中国目前一个还没有。1个还是5个，显然无法证伪，因为没有标准。但确实，目前社会氛围浮躁，很难出大学问家，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缺憾，任何社会的转型时期都是如此———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在1930年代以前，又何曾出过大学问家？

    肖耿：对于丁学良的说法我不感到吃惊，这是他的风格，但这样的评价与现实不符。一位前辈学者说，没有大批出色的物理学家，神六不会上天；没有大批优秀的生物学家，基因工程也就谈不上。然而，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破了人类历史纪录，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世行有8000多名经济学家（或分析人员），研究能力当然很强，但他们却对中国制定的经济政策非常钦佩和尊敬。

    记者：邹恒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除了很少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之外，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主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国外，只有第三流的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一流的经济学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经济学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如何看待？

    史晋川：这是很偏颇的说法。事实上，在国外排前20名的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中，50％以上是从现实问题的角度切入阐述理论的，这样或者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增强了解释能力、弥补原有理论的缺陷，或者发展出新理论。大量的国际一流经济学家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者。

    当然经济学也有纯理论研究，如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但更多的是从现实问题切入的，或是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如经济学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后两类研究的成果已被公认。

    肖耿：在世行时，邹教授的办公室在我楼上，他的表达个性色彩很强。中国需要纯理论研究，但也需要关于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在国外专业杂志发表文章作为评判经济学家的主要标准，这显然不妥：不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成名前难以在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中国一些人并没有经济学家的头衔，但他们具有很好的经济思想。显然，经济思想的高下才是真正的标准。
    
    公众的不信任感源自现实问题

    记者：去年“郎顾之争”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成为被抨击的对象，逐渐遭受信任危机，被质疑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及过分关注效率，不讲公平。这样整体性的质疑正常吗？

    梁小民：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满，主要是对当前问题的不满。如腐败问题、贱卖国有资产、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最低层民众利益被忽略、下岗职工的隐性契约（原来的低工资包含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的支付承诺）没有充分兑现等等，公众中不满情绪在堆积，对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丧失信任，而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首当其冲。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着普遍的误解：经济学虽然是显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都能在经济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但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有限。

    史晋川：主流经济学家是有经济学的定义的，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但公众理解的主流是指在政府经济决策咨询中较多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只是从事研究，并未参与决策咨询，指责他们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