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9月22日大限已至，然而各地公职人员从煤矿撤资的情况显然并不理想。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内蒙古无一人主动撤资；23日《潇湘晨报》报道，湖南无一人主动撤资；在23日《华夏时报》上，记者虽费尽周折，仍然没有从广东有关部门那里得到当地官员从煤矿退股的具体统计数字。而在河北、山西、江西等地，则根本语焉未详，撤资情况如何，只可付诸猜想。
一个月的期限，说是制度对于公职人员的父爱主义退让也好，还是治理者拿热脸去贴“官股者”的冷屁股也好，都已是“时过境迁”了。那么按照一般理解，9月22日即便没能成为高压线，至少也应成为分水岭——“礼”与“兵”的分水岭，对待官股由温情警示到雷霆治理的国家态度的转变。然而，大限之后，相关方面即使能够课以重典，就真的会迎来大治吗？似乎还乐观不得。
首先是官煤治理的效果只可能是有限的。就在大限之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再度重申，逾期不主动撤资、申报，一经查实，“就地免职，依法从严惩办”。但是，如何查呢，又如何查实呢？却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窘境。且不说像记者在内蒙古得到的情况那样，大多数官员投在煤矿的通常不是真金白银，而是权力“干股”，因其极大的隐蔽性，所以最不好查实，单以目前制度当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以及对官商行为的处罚失之过宽的规定而言，“查实”也只能是一记空气锤，将无法收到实效。更遑论破解官煤难局了。
再从官煤的利益生成机制而言。中国煤炭需求旺盛的现状，注定了只要还有煤可采，煤矿就是一个永不失业并紧俏的行当。而由于矿产资源的国家属性，注定使得掌握在地方职能部门手中的审批、监管权力，处于被人窥探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也就注定会滋长官员寻租的冲动，矿主与官员的猫鼠同盟也就自然而然。这已是一根不言而喻的黑色链条。
显然，仅仅是着力于“查实”官股，很可能只是舍本逐末之举。在目前的格局下，既使真能查处一些，也并不能遏止其他跃跃欲试的权力寻租人，更何况如上文所说，“查实”又实在是一件何其难的事情！因此在当下最紧迫的，是必须从源头上铲除官煤生成的土壤，亦即治“本”。“本”在何处？无外乎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完善制度建设，达成对于权力的制衡。其二，通过税收等手段，降低煤矿的暴利，以此降低矿主、官员双方对于利益的期望值。
源头治理，大治之道。这已是无数次重复的论调了。所以我们的窘迫，不是面对大限之日无人撤资、国家威信徒然扫地的尴尬，而是我们在煤矿治理上依然“不得其门而入”的悲哀。（《江南时报》2005年09月25日 第二版)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