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雷文这样当校长，在中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论学历，他出身“名门”，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学位、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哪一本证书不是响当当的？论学问，那更是没得说，否则也做不了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按说，当了校长，而且一口气做了12年的校长，更有条件在自己的业务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了。可他偏偏不，既不带研究生，又不做项目，只是一门心思去做他的校长工作，忙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有点空闲，还把时间“浪费”在体察学生宿舍、与学生聚餐、参加体育赛事等“无聊”之事上。

    说实话，这样做校长的，我老汉还真是头一回听说，这样岂不是太憋屈自己了？雷文教授何不学学中国的大学校长呢？中国的大学校长肯定不会这样委屈自己的。如果学术上还有潜力，不但不会放弃做学问，而且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搞科研、跑项目、带学生、出国交流上，甚至有的还会利用校长权力为自己争取资源，至于校长职务履行得如何，有谁会真正关注呢？就算有人关注，那又能怎么样？业务做好了，一俊遮百丑，进退有据，顺风顺雨。就算是学术上已近黄昏，没多大实际奔头了，当个校长也是好处多多。到处挂个名，研究生自有人帮他带，项目自有人帮他做，出了成果，校长大人的名字是免不了放在显著位置的，何乐而不为？

    总之，中国的大学校长很少有一根筋，一棵树吊死的，往往都是“忙”得很，科研业务、社会兼职一大堆，“工作业务两不误、物质精神双丰收”。对比之下，雷文教授这个校长做得太不滋润了，12年只出了本《大学工作》的书，一点成果都没给自己留下，实在是傻得很。

    可是，雷文这样的校长又实在是令人敬佩和感动。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一个阶段里只有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做一件工作，而不是心有旁骛、心猿意马，不是啥事都想做、啥利都想沾，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得出色。大学校长更不是“清闲官”，不是摆个人做样子就行的工作，它不但需要校长准确把握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前瞻未来方向、塑造创新队伍、吸引优质生源、筹集发展资金，还要花很大力气去营造学府氛围、和谐人际关系。要做好这些工作，作为大学校长就必须舍弃一些自身的利益，把精力和智慧集中到履行大学校长这一岗位职责上来。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道理很简单，可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还真的没几个能像雷文那样全神贯注地做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