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值得思考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正反两面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就因为日本的步步紧逼，产生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举国呼吁“救亡”的强烈意愿中，国民政府的“北伐”，一度获得了极大范围的支持，一些原本拥兵自重的武装力量，也在国家危机面前，放弃政治成见与利益分歧，而逐渐走向了整合。特别是在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即将实现统一，试图阻止这一进程而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内部团结更是达到新水平。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合作，中国各派力量，纷纷在民族主义的保家卫国旗帜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从精英群体到普罗大众，其国家民族意识空前高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抗战期间，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投敌叛国行为。如何反思这一问题？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国民性”有关。这一认识错莫大焉。在那个时代，之所以有此沉痛的一页，原因仍然应当追究到当时的中国国家转型尚不充分，处于塑造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仍未打造完成。在国家尚未完成最后统一、内部仍存在严重政治纷争的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乃至文化符号可资凝聚全体国民，因此引发的认同紊乱，自然会带来政治上的不良后果。

    抗日战争中国家民族认同的正反两面，既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值得继承的良好传统，也给后世展示了令人痛心的教训。这两种同时发生的经历，都在提醒今天的中国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政治符号系统的相对稳定，对中国来说，有着深刻的必要性。由此，执政党把“建设政治文明”写进执政纲略，也是顺应时代之举。国家只有在有效的政治文明的保障下、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才能保证国家内部的团结。

    当然，如今中国民族主义的使命，已由“保国救亡”转变为“国家建设”。包括抗战时期在内的原有民族主义追求，已不足以胜任21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更新民族论述，也非常必要。

    与当年抗战时期不同的是，今天民族主义所关照的重点，已不再是外来压迫，而是在对外交往中坚决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还要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实现高度的科学、法治与民主，以维护公民权利，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肯定过去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在仍可以无限度地坚持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完全源于欧洲的民族原则，来作为今后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也正日益暴露出其不足，需要予以扬弃和创新。主要在于两方面：其一，源于欧洲的民族原则不足以涵盖“中国复兴”这一命题。当代中国的复兴，应该被视作为文明复兴，它包含了中国人在物质、制度与精神心理上的多方面多层次追求。民族原则的世俗性，决定了它的国家建设方案，是高度权利化的，无论对外伸张主权还是对内诉求公民权利都是如此。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的旨趣追求，对于如何使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富有文化活力的国家，无法提出设想和提供方案。如何协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当下事实与作为“文明国家”的历史传统之间的紧张，将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以往的历史和文化相对接，当代中国人应有新的思考。

    其二，如果将民族原则无限伸张，又有其风险。在中国处于被殖民地被侵略命运的那些年代，中国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在此强大精神动力下起而保家卫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一种弱势者的民族主义。然而，肯定过去时代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在仍可以无限度地坚持民族原则。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取得其独立自主，基本实现国家统一；另外，已经是国际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在这种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下，民族论述在当下中国仍有合理性，但在继承与创新这一论述时，又应当格外慎重。□程亚文（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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