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沐润风

    8月4日，我在北京的“乌有之乡书吧”，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赤脚医生”李春燕。她来自被称为“第九世界”的贵州省从江县大塘村，在这个有2500多村民的村庄里，只有她这么一个受过卫校教育的医生。

    李春燕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坚守在那里的呢？在大学生的眼里，她的家“像废墟一样”，随时都可能倒塌；她给村民治病，每个月收入600元，可开支差不多要900元，不够的就只有靠自己四处去借，丈夫打工挣的一点钱，也都被她补贴给付不出药费的村民了。可是这样的艰苦没有改变她的善良，当陪她前来的记者介绍她如何帮助一位被医院赶出来的农村妇女时，她还忍不住为医院辩护说：“医院没有赶她，只是因为她付不出钱，医院给她停药了。”

    李春燕的身上洋溢着一种人性的光辉！由李春燕我忽然想到我们近年来的医疗改革为什么会“不成功”。现在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没有注意到如何鼓励医生充分张扬人性中善的一面，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

    现在导致看病贵的两个痼疾分别是“大处方”和重复、无用的检查，但这两点却是现行的医疗制度迫使医生不得不这样做的。因为在很多医院里，医生的收入是和“药费提成”、“检查费提成”直接相关的。这项制度摧毁了医生的道德感，因为它迫使医生通过损害远比自己更为弱势的病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医生第一次这样做可能还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但久而久之，不仅不再会有负罪感，甚至有人会从自己丰厚的收入中获得某种“成就感”。其后果就是患者视医生如蛇蝎，医生视患者如寇仇，构成了全世界最奇特的医患关系！

    人的行为选择其实都不过是对制度环境的本能反应而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最新报告公布之后，颇有一些人士对此不以为然。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就说，他觉得该结论有失偏颇，“我认为应该用‘未达到预期目标’更为公平和中肯”（见8月4日《郑州晚报》）。但不管如何措辞吧，一个制度，如果其客观效果使制度下的人不得不为恶，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好制度吧？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李春燕之所以显得伟大，在我看来，还不是因为她表现出了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因为她在坚守善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她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选择利用自己在村子里的垄断地位来攫取超额利润，这种意志才是真正稀缺的。惟其稀缺，所以我们就不能要求所有的医生都成为李春燕，而只能要求，在新的医疗制度下，医生不必具有坚强的意志也可以行善。我相信，一个人在经受了长期的教育和层层考核，终于成了一名医生之后，只要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被人称为“白蛇”！而在“对改革进行改革”之后推出的新的医疗制度下，如果一个医生凭着良心行医而不会感到有压力，那么我认为这次改革就不会再重蹈“不成功”的覆辙———不知道我这个愿望算不算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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