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战败60周年。60年来，日本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怎么看待日本政治今后的走向，以及这一走向对亚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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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吴学文 |
新加坡著名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 |
60年，日本由自觉反思走向总体保守
卓南生：1966年，我到日本留学。当时那个国家还笼罩着战争阴影，许多新加坡人不赞同留日。我的想法是：应该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另外我对和平的日本也有很大期待。抵日后我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到底变了还是没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和平的气息很浓厚，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极右作家三岛由纪夫在1970年切腹自杀，他觉得没希望了，要“以死谏国”。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是对亚洲和平稳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都希望从此中日关系走上正轨。
吴学文：战后，我是1954年第一次到日本去的。战争对日本的破坏很厉害，对那场战争，大多数日本人也有正确的认识和反省。到上世纪60年代岸信介上台之前，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和平，是反对军国主义。日本经济后来的高速增长与这种思潮有关系。
战后美国因素在日本外交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影响。就中日关系来看，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凡主张（外交）独立自主的人任首相，中日关系就前进一步，如在吉田茂之后出现的鸠山、石桥；而一旦美国因素在日本外交中的影响加重，就出现岸信介这样的偏右翼的领导人。岸信介的做法是和日本人民要求和平发展的意愿相抵触的，所以日本发生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最后把他赶下台。岸信介下台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有所好转。
卓南生：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开始出现总体保守化趋势。1993年日本政坛重组，出现了“非自民党联合政府”，很多人以为这可能是一种“大改革”。但恰恰相反，1993年细川护熙上台、1994年村山富市政权诞生，意味着日本整个政坛全面保守化，社会党是最大的输家。在这以后，日本政坛由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保革对峙”，进入了保守派同保守派的“保保对峙”的时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朝野主流势力都要抛弃和平宪法。
今天，日本保守派的重要动向有二。第一，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日本保守派更倾向于把它定位为“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他们认为日俄战争的意义，在于一个东洋小国打垮了一个欧洲大国，有色人种打倒了白人，延续下去当然就是要为“大东亚圣战”辩护。第二，重头戏是修宪。2000年，国会成立了宪法调查会，决定在5年后的今年，提出报告书。照理这应该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但是由于各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常”，既转移了视线，还加强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有利修宪的舆论。可以这么说，“争常”原本就是一个梦，东京造势之用意，与其说是要一次到位，不如说是在声东击西，重头戏是修宪。
有人称小泉是“无定见右翼”，他和中曾根康弘和小泽一郎等“有定见右翼”的最大区别，是勇于横冲直撞，比谁都露骨，比谁都不负责任。但这不等于其背后“有定见”的智囊与官员没有战略。小泉是一个就要下台的首相，在下台之前得充分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该做的，不该做的都让他去完成。今天，我们看到小泉做了这么多令人费解的事，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都是相互呼应的。
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外原因
吴学文：刚才您谈到1993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转折时期，细川护熙短暂执政。导致细川下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和极右势力发生冲突，他说了一句话：“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引起了极右势力的围攻。右翼很快成立了“历史问题研究会”，搞了个《大东亚战争总结》，这本书肯定“大东亚战争”，宣扬皇国史观。在这本书上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是西尾干二，一个是高桥史朗，他们两个正是今天“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和副会长。
历史上，日本统治阶层里，总有一股疯狂的势力。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时疯狂了一次，在侵略中国之后，又侵略东南亚，并攻击美国；到了80年代“广场协议”的时候，再疯狂一次，以为可以购买美国。今天又是疯狂的一次，修改宪法、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要求“入常”，这几件事情同时进行。日本总是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