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有科举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再是不可实现的神话，通过国家举试，出身再苦再穷的学生，也有出人头地、一展抱负的机会，一些西方学者因此对中国古代评价颇高。建国后，高考也象科举一样，成为很多农家或者低收入家庭子女“鲤鱼跳龙门”的大好机会，一旦跃过龙门，整个人生命运都会为之改变。可是，现在穷孩子要跃过“龙门”，难度越来越高。

    国家“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证实，国家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高考录取率和录取分数线的调控，决定着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许多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家庭的子女，必须考出高人一筹的分数，才可能考上大学，且大多就读于普通院校，选择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的子女，则“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且较多就读于重点院校和优势学科。

    正如专家所说，1978年前，教育机会分配向着日趋大众化和平等化的方向发展，教育成为缩小社会阶层差距和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工具；1978年后，教育机会分配则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教育开始促进社会经济的分化。

    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教育公平，使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纯为能力使然，人民才会心理平衡。一个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不仅是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调节阀，也会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

    《读者》上有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农民子弟通过怎样的艰苦努力才和城市的白领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其实，能否和城市白领一起在“星巴克”喝咖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每一个公民实现梦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