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新华社以《吉林大学热议教授“下岗”》为题，详细介绍了吉林大学的改革经验。吉林大学改革的主要指导原则就是“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所谓“岗位管理”，就是为每一个岗位设定数字化的标准，比如，竞聘教授者应在2000年至2004年内，至少有10篇论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其中有2篇必须是第一作者，有2篇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等等。改革的结果是，低聘、未聘、缓聘、解聘了186名教授或副教授，其中包括12名博士生导师；越级聘任了6名年轻教师。于是，过去是教授或副教授，现在却不得不以讲师或助教的身份授课；年龄尚轻资历尚浅者，却当上了教授或副教授。

　  吉林大学的这种改革，客观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强化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知识体制内的角色定位，换句话说，就是使知识分子更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才能实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否则，再大的价值也很难得到认可。二是使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一种类似企业化行政化的科层管理模式之中，知识分子的外在尊严，就取决于自身在科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这样的改革，当然能达到追求“效率”的目的，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科层管理模式的压力之下，知识分子群体被彻底固化在专业化的知识体制内，是好事还是坏事？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我深信，精致的论文永远也无法代替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怀，无法代替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为孙志刚案而写的那篇短文，是其发表的任何学术论文都不能代替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应该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孤芳自赏，而是以自己的专业为背景，以更加理性的姿态，比如吴敬琏、朱学勤、徐友渔、秦晖、许纪霖、葛剑雄等一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里和大众的对话，他们从专业背景出发的发言，不仅极大地活跃了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开启了民智，为社会舆论增添了科学人文的素养，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社会的言论生态。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加之高校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专注于知识体制之内的“发展”。专业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改变了，他们和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断裂了，成为一个封闭的阶层。知识分子专注于学术论文不错，但如果这种专注使得知识分子由开放走向封闭，就值得深思了。

　  我总觉得，大学的改革，除了效率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充分尊重学术的自由，充分发挥教授在大学校园里的主导价值，而不是把教授变成可以用数字化管理的“学术工匠”。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绝不能只为学术而学术，不能为论文而学术，而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学术，为社会和人性的健康而学术。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需要智力的支持，也需要理念的支持。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对话，我们将会越来越盲目，越来越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并将失去真正繁荣的公共生活。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背对大众。 （张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