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深圳警方介绍，“横幅事件”的起因，是当地派出所警官总结一段时间内某类治安案件多为河南籍团伙所为的规律，而对本辖区内居民进行的公示提醒。就初衷而言，这一做法似无不妥，而且如果没有已经蔓延全国的对河南人的文化歧视和舆论歧视，则“警惕河南籍团伙”的提示，对一般河南籍人士也未必构成伤害，而且可能视为必要的提醒。另一方面，如果同样的提醒不是由派出所发出，而是在当地居民间口耳相传，则当地河南籍住户虽然也会感觉受到伤害，却也很难找到诉诸法律的诉由。不幸的是两个条件凑到了一起，使龙新派出所的一条横幅，不但招来地域歧视的舆论谴责，而且使自己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这样的分析，并非暗示挂出横幅的民警无辜受责而为其开脱，因为就民警的身份和职责而言，无论初衷如何，其一项职务行为造成如此不良的社会效果，错误便已筑就。我们想借此表达的是，无论成因如何，也无论河南人无辜蒙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只要这种歧视还是以口耳相传、酒桌段子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就还只是一种不健康、不公正的舆论倾向和文化现象。而一旦有行政、司法、传媒等公共权力涉嫌歧视，则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涉嫌歧视的行为主体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其行为也会因为违背公正原则而受到舆论的谴责。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非歧视政策是一切公权力必须恪守的底线，因为在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公权力的任何歧视倾向，都可能给被歧视群体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这也正是近年来各种原有的歧视性政策受到广泛批评的原因。

    就深圳“横幅事件”而言，以非歧视的初衷而造成实际的歧视后果，显然和当事民警对歧视河南人的社会背景不够敏感有关。不妨设想如果类似的事情由美国警察处理，就可能慎重许多。虽然美国警察不会如我们的民警一样对群众有深厚感情，但在“政治正确”即正确处理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切事务的约束下，具体的执法方式，则有着明确的禁忌和规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等，都成为不得触碰的“雷区”。当然我们也可以批评说，恰恰因为各种歧视现象的普遍存在，才促成了美国“政治正确”观念的强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公权力对政治正确的格外敏感和恪守，一方面对公权力本身构成约束，同时也是对“民间”不良倾向的抵御和制衡，这也是公权力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社会的日趋现代化和多元化，对公权力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约束也将不期而至，至少通过“横幅事件”，深圳警方对“政治正确”的敏感，已经有了切实的感受。(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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