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温州副市长杨秀珠贪污公款1100余万

    这7000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第一，如果按我国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的代价是538元还多，而这个数字是我国中等以下城镇大多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第二，据“中国人口信息网”的资料，2002年我国17---64岁的有劳动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总人口的70.2%,现在也大体维持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在全国13亿人口中，这个范围的约9亿人，如减去正在学习阶段的在校生，剩下的只有8亿多，平均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为“三公”付出的代价约800多元，是我国北方地区农民一季农作物的产值。第三，我国2004年完成税收25718亿元，我国开放最早的广州市2004年完成776，37亿元，也就是说这7000亿的“三公”消费，相当于9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这样一算，这7000亿真的让人感到很沉重。

    其实，对这样的7000亿感到沉重的并非只有老百姓，国家也曾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改进。仅公款吃喝历年来出台多个规定，“四菜一汤”、“宴席税”、“实名制”等，结果收效甚微；公车改革更是沸沸扬扬，改革“成果”得不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出国考察，有关部门也多次规定，可总是“对策”高于“政策”。为什么治理“三公”这么难？老百姓一言一弊之：因为能“享受”“三公”待遇的多是各级官员，让他们用自己的手“割”自己的肉，难啊！

    对这7000亿的“三公”消费，国家感到沉重，老百姓感到沉重，也有的人认为很正常，并没有“沉重”的感觉。这就是一些经常从“三公”消费中得到实惠的人。他们中有的“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有的“公车一转，财源不断”、有的把出国“考察”当作一种“恩赐”，一种“待遇”，出去一趟几万、几十万元花了，至于“考察”出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你想，这样的人能对7000亿的“三公”消费有“沉重”感吗？

    话又说回来，“沉重”归沉重，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的转变，现在的老百姓对“三公”消费的“合理存在”是有一定的理解和宽容度的。从上到下他们并不否定这种消费的“必要”，只是希望能堵塞漏洞，完善管理，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刀刃”上去。(作者：李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