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王若谷
从网上获知，广东文坛动真格，不养作家、养选题的作协体制改革，再次引起中国文坛的震动和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向敢为人先的广东文坛再次“吃螃蟹”，彻底打破了在我国实施50年的专业作家体制，按照选题统一审定第二届签约作家，这是国内终结旧文学创作机制的首例。鲍十、盛琼等38位作家与广东文学院签约。同时，总奖金达80万元的广东重点文学扶持资金也选定了8位作家及其选题进行签约。
对于广东文学院改革所带来的效应，中国作协办公厅秘书处处长阎晶明认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似乎更合乎实际。对新作家，作协不可能全部收编，对他们有合同制、聘任制，以及报选题、看潜力等新的合作办法；而对老的专业作家队伍，仍应珍视。应承认他们在新时期文学实践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作协的改革已出了成果。上一届合同制作家中有不少人勤奋写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些签约作家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不少签约作家的作品被收入了新编语文教材。在北京作协新任的9位主席、副主席当中，有5人都是至今签约或曾经签约的合同制作家，在第四次北京作家代表大会上，他们以全票或高票当选。
近期的文坛“地震”不只这一桩，多名作家退出作协也引人注目。去年6、7月间，湖南作家黄鹤逸、余开伟宣布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引起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2003年8月，上海作家夏商宣布退出上海作协，并对媒体表示对湖南退会作家的支持；10月，圈内认为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协；另一位山西作协副主席张石山同时宣布辞职；12月，已经退出湖南作协的余开伟宣布退出中国作协。
此番“退会风波”不仅涵盖了现今大陆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而且诸多重量级作家参与其中，波及几个“文学大省”的省级作协乃至中国作协。
中国的作家协会体制自1953年建立以来，除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撤销之外，其合理性还是首次遭到如此激烈的质疑。
巴金当作协主席就不正常，100岁的作协主席全世界都没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说，这是对巴老人格的不尊重。作协主席不应该只是一个荣誉职务，他现在无法主持工作，谁在行使权力？
尽管《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但在各级作协中，真正掌管人、财、物权力的往往是上级委派的干部。这一权力构架使得作协代表大会的选举流于形式。李锐在其退出中国作协的声明中表达了对这一点的强烈不满，称“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
目前作协的领导职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对应，行政级别又与福利待遇一一挂钩，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政府机关。在同一个作协中的几个副主席之间，享有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可能不同，有人可能是副局级，有人可能是正局级，而这种差别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的内部决定。一位退出作协的作家对记者说，他们甚至会为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的名额互相揭短，就像一场闹剧。由于行政领导权力集中，在加入作协的过程中甚至出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庞大的官僚机构在作家队伍里产生了离心力。一位中国作协会员说，每年要交一些会费，开一次会，发给我一本小册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作协还做了些什么。国家每年的财政投入都是怎么使用的？你可以去调查一下中国作协行政人员与作家的比例，你会发现相当有趣的现象。
前些年，已故前辈作家孙犁先生就曾告诫我们：作家宜散不宜聚，宜放不宜养；聚则内讧不断，哥儿姐儿们为蝇头名利闹争不休；养则出“无产作家”，尚清谈，成天言不及义，述而不作，富姐（精神富姐）一堆，懒汉一窝。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听进去。不过，坚冰正在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地震”之后，中国文坛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黎明。
叶落知秋，花开知春。铁板一块的专业作家体制开始松动，体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家将是一种职业或一种业余爱好，而不再是名誉上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