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纪委会议上明确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很显然，中央已经把反腐败的重要性阐释到夯实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战略高度上。腐败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多年来一种荒谬的 “腐败有益论”却象瘟疫一样广为传播。什么“腐败是经济引擎的润滑剂”，什么“企业以行贿换取市场准入、节约等待成本、是一种高效率的投资”等等。实践证明，“腐败有益论”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极大的毒素，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批驳“腐败有益论”。

    腐败历来是人类制度文明的死敌，是扼天下治乱的“阀门”，吏治清廉则天下太平，吏治腐败则天下无宁日。国家之兴莫不始于吏治清廉，国家之患莫不源于吏治腐败失治！腐败是一种从内部蚕食破坏销蚀合法制度规则的病毒，腐败引发的政治动乱是国家最大的祸水，鼓吹 “腐败有益论”是对人类创造的所有制度文明的反动，与人类天性道德良知水火不容。

    就常识来说，“腐败有益论”也有悖于经济学基本原理。从微观上对一个企业来说，花几百万上千万行贿几个官员，批一块价值过亿的土地或一大笔贷款或上市圈钱额度，或许对他自己确实是一种节约成本的高效率“投资”，但从宏观上这是在破坏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腐蚀官员从而引发政权腐败、社会动荡，由此引起的非法致富示范效应、路径依赖，破坏法治秩序，这些“负外部经济”恐怕是毁灭性的！所以说“腐败有益论”是一种极端自私利己主义思潮沉渣的泛起，他们取得利益的前提是建立在损害社会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的。

    包括潜规则在内的腐败文化泛滥起源于“腐败有益论”。“腐败有益论”使腐败获得了一种文化理论上的支持，渗透到一些人的思维习惯和日常行为模式之中，渗透到当今社会生活深处，对社会风气和人们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一种腐败激励机制、腐败辐射机制和腐败凝聚机制，形成腐败群体窝案。权力和利益交换的现象绝不是偶发的孤立事件，成为一种习惯势力，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时候，这就是腐败文化。而文化一旦形成，个人将很难摆脱它的纠缠和羁绊。腐败的土壤让每个人做每件事都首先考虑运用规定之外的、见不得阳光的潜规则，寻求超越规定的关系和特权，成为这种腐败的施予者。无论大事小情都得找“路子”送“人事”，否则就寸步难行，痛不堪言，使党和国家的好方针好政策被架空扭曲变形。

    一旦触犯了某些腐败群体利益，破坏了他们的某种潜规则，他们就会群体无意识地自觉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使自律抵制腐败的廉洁干部群众被孤立、被周围人所不容、与周围气氛“格格不入”，受到排斥和打击，想清廉都难！

    “腐败有益论”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以相关部门的强制力公开实施腐败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甚至于有时还把它当作所谓的改革经验加以推广，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和破坏性。如果这种“潜规则”状态的腐败文化一旦被形式上制度化，从“潜规则”地下状态走上公开，将是人民、党和国家的灾难。

    “腐败有益论“最大的危害在于扰乱了干部的思想，使贪贿者失去廉耻负罪之心，以为自己是什么“改革先锋”、“经济能臣”、“先富表率”；使廉洁者迷惑不定，被认为是什么“做人呆板”、“假装正经”、“不太合群”、“不会来事、不知味”等等，动摇党员干部多年培养起来的政治信仰。

    因此反腐败不仅仅是一场严重的政治角力，也是一场严肃的文化角力。一方面，要坚持胡锦涛同志“对腐败分子绝不手软”的指示精神，坚决打击腐败分子的猖狂气焰；同样，另一方面，对潜规则形态的腐败文化也决不能轻视，决不能手软！必须旗帜鲜明地批驳“腐败有益论”，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使干部群众从思想上划清与腐败分子和腐败文化的界限，澄清各种糊涂认识，树立廉洁光荣，腐败可耻，执政为民的坚强政治信念，净化灵魂，彻底铲除各种潜规则孽生蔓延的土壤。（作者：张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