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是“记者在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调查发现，当地农家子女考上大学后，一家人便为交巨额学费四处借债，有的变卖家产，有的甚至背上民间高利贷”。“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村民马宗保有4个孩子，3个上大学，1个上小学。……马宗保告诉记者：‘三个（上大学）孩子一年至少要花1.5万元。咱庄稼人收入少，孩子上大学，全家遭罪。’”

    一则是“吉林省农安县等地部分农村，由于日益昂贵的学杂费，一些家庭因教致贫，家长背上了沉重负担。”

    我不禁感慨：80年代初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中也有来自农村相当贫困家庭的，但那时候，学校的收费很低，再穷的家庭，报名上学是没问题的；学校自己出版或编印的教材都是半价或免费发放；如果享受一等助学金的话，足够基本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了。

    如今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开始奔小康了，可为什么却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了？别说上大学，有很多甚至连9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完成。

    作为基本国策，教育的重要性无须赘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也喊了许多年。应该说，相比较而言，教育系统现在已经不能算穷的了，教师已成收入相对稳定且令人羡慕的职业，只是上不起学的“苦孩子”依旧还有。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学生总量的快速增长，高校中贫困家庭学生的数量有较大增加。目前全国普通高校近1200万在校生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20％，人数在240万左右”。其实，贫困生数量的增加，“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学生总量的快速增长”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事实上存在的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收费的增长，高额的收费使得一些学生家庭显得相对贫困了，这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这次会议还透露：“各级政府在资助困难学生方面已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消息说：“新疆对特困生的资助从1988年就已经开始，16年来，共拨经费1.6亿元，使20多万名贫困学生得到实惠。除了助学专项资金，从1995年开始，自治区每年还拨款1500万元用于高校特困学生伙食费补助。同时，新疆高校每年也从学费收入中拿出资金1500余万元，通过设立奖学金项目资助贫困学生。2004—2005年度，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直接用于解决新疆贫困生问题的资金预计高达7000万元左右。”

    这就让人有些不能理解了。贫困生数量的较大增加，与教育政策特别是教育收费过高分不开。现如今不是从调整教育政策入手去解决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拨款方式修补，堵窟窿，钱和精力没少花，但捉襟见肘，挂一漏万，更重要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家庭固然有承担孩子教育费用的义务；孩子自强自立、勤工俭学，也需要提倡。目前亟待解决的是，要端正办学思想，调整支出结构，严格控制办学成本，规范收费行为，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已成事实。具体到教育收费，应该定在哪个水平线上，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作出合理的考量。国家在教育政策等方面应该满足这样的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不能有孩子因经济原因上不起学；在校大学生基本的生活学习需要，应有保障。宏观上讲，广受诟病的教育产业化倾向必须尽快纠正；微观上说，教育收费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其次是设定公开透明的减免机制和助学机制。

    老实说，“因经济原因上不起学”，以及“贫困生”、“特困生”、“家庭因教致贫”等现象的出现，使个人和家庭遭罪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一个国家和政府来说，事关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不可不重视。

    正写作此文的时候，获悉来自海南省的好消息：2005年，海南省将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全部免除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学杂费，让全省贫困孩子都能上学，并把这当作“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经济发展成果”的一项举措。

    孩子要上学，家庭也不因此遭罪——这实在不能算是什么过分要求。 （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