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概是从今年初开始熟悉“引咎辞职”这个词的：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川东井喷事故引咎辞职，北京密云县县长因灯会踩踏事故导致37人死亡而引咎辞职，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2·15”特大火灾致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

    此后，引咎辞职似乎逐渐地成为一项制度，各地不断传出官员引咎辞职的新闻。仅上半年，四川就有6位市厅级领导干部、20多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因执行政策不力引咎辞职。

    中共中央于4月份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区分了“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这次《公务员法草案》则是将党内文件转变为国家法律，也就具有了更广泛的约束力。该法律一旦获得通过，将从法律上正式确立引咎辞职制度，从而将责任政府的概念得以深化。

    民主法治制度下的政府，乃是一种责任政府。不仅需要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所治理下的民众承担责任，尤其需要每一个官员，对选举他们的民众或者委任他们的上司承担责任。因为，任何官员的权力都不可能是自我授予的，要么来自民众的选举，要么来自具有委任权的机构和个人的委任。官员必须按照民众或上司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

    民众或政府设立一个官职的目的，乃是为了履行政府的某些职能。对于民众或上司来说，重要的不是谁在那个职位上，而是那个职位的职能。因此，如果官员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又如果他也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责任，那么，他就该让出自己的职位，让民众或上司寻找承担这些职责的更合适的人选。

    引咎辞职是让出职位的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辞职其实有多种形式。诚如人事部部长张柏林所说，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但本人却不主动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比责令辞职更严重的就是撤职了。后者是一种行政处分，具有强制性；责令辞职具有半强制性，而引咎辞职则是官员主动承担责任，自愿提出辞职。

    “咎”的意思是错误、失误，而“引咎”则是说，官员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履行好对民众或上司的职责。

    从某种意义上，引咎辞职其实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公务员法草案》关于引咎辞职的条款，更多地类似于一种官员职业伦理的戒律，是对官员提出的一种道义性要求。落实这一条款，也许并不需要复杂的程序规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们在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时，能否自觉地向上司递交辞职请求。

    因此，引咎辞职制度能否顺畅地运转，更多地取决于官员们的职业伦理水准，也即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健康的“官场文化”。它要求官员们有自己的体面和尊严，不会因为贪恋权力而赖在官位上。它也要求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空间，严密的舆论监督令官员有所忌惮，使得任何未能履行好自己职责的官员无地自容，上司也无法庇护失职的下属。同时，它也要求，在官员没有主动引咎辞职之时，及时地启动责令辞职或撤职这类更不体面的程序，警示后来者。

    从这个角度看，引咎辞职可能比行政处分的实施难度更大。但反过来说，它也是责任政府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只有当每个官员都对自己的责任具有自觉意识的时候，责任政府才能稳固地确立起来。（本报特约评论员钟秋关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