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府推出新的《防卫大纲》，指责“中国在推进军事现代化，扩大海洋活动范围”，声称“有必要关注其今后动向”。虽有媒体称，这是自１９７６年以来，日本首次在《防卫大纲》中公开表示对中国“警惕”，但其把中国列为防范对象却不是什么新闻。早在１９９６年日《防卫白皮书》就表示对中国的军事发展“必须予以密切关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属政策宣示性质，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日本军事战略的取向、军事力量的发展运用。尽管日本政府事后表示新大纲并非强调“中国威胁论”，但其中诸多言辞表明，此论已深深渗入日本的防卫决策。

    回顾１０多年来，东亚地区的“威胁论”主要有两个，即“日本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关于前者，１０多年前曾“畅销”于日本最大的盟国美国，而当时中国作为日本邻邦并没有推波助澜。但是，日本在“中国威胁论”的鼓动上却没有“客气”。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日本某知名右翼杂志首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到１９９７年日美围绕所谓“周边事态”含沙射影，及至今天公诸于《防卫大纲》，可谓步步升级。

    关于“中国威胁论”虽然论调颇多，但都经不起推敲，而且从“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确立到“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中国的诸多言行已使“中国威胁论”无立足之地。小泉首相也曾公开表示：“中国发展不是威胁是机遇”。既如此，新《防卫大纲》为什么还要“警惕”中国呢？个中原因恐怕还要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战略中去找。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保守政治家提出了“普通国家”战略，即把日本变成像英美那样能以军事强权扩大政治影响的“普通”大国。但问题在于日本却拥有并不“普通”的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和平民众一直对军事大国化持警惕和反对态度。而日本保守势力摆脱这些制约的惯用手腕就是制造和借用“外压”，其具体手段不外乎两个：一是利用美国分担防卫责任的要求来压服反对力量；二是制造鼓吹新的威胁论以恐吓、说服民众。但是，前者固然有效，却有挟洋自重之嫌，经常被国内舆论指责为“对美追随”，缺乏外交自主性。因此，右翼政治家越发倾向于以邻国“威胁”借口动员操纵政治舆论。曾有媒体透露，当年台海危机和朝鲜半岛核危机爆发时，日本右翼政治家表面大肆渲染“威胁”，暗地里却“额手称庆”，其“庆”什么，很值得人们回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防卫大纲》在以朝鲜、中国“威胁”立论的同时，却露出了自己要军事大国化的“马脚”。首先，新大纲彻底抛弃了原大纲一贯坚持的以“必要的、最小限度”核心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转而提出要整备“多功能、弹性的、有效的防卫力量”，至于未来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将到何种规模、运用到多大范围，大纲均没有设置上限。“基础防卫力量构想”长期被国内民众视为制约日本军备扩张的“刹车器”，其被“拆除”意味着日本战后安全保障政策的“根本性转换”，表明日本保守势力已放弃作为“和平国家”在军事上的“自律”，军事大国化的现实性进一步增强。

    其次，新大纲把原大纲定位为“辅助任务”的国际维和行动升格为自卫队主要任务，并为此要调整教育训练体制、大力发展远洋输送能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虽然重要，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其列为本国军队的主要使命，派出的兵力和活动范围也都有限，而且仅凭日本自卫队当前的机动、运输能力，参加此类行动已绰绰有余。新大纲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恐怕还有说不出口的动机，即借参加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之名，行扩充远洋作战兵力之实，以发挥所谓“世界规模”的军事影响。

    再次，新大纲强调要积极参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实现日美军事一体化。日本耗费巨资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其战略目的绝不仅是为“防”，其针对目标除了朝鲜还有谁？答案也非常明显。而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不经联合国授权，凭借莫须有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动武的“合法性”，连本国主流媒体都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新大纲仍执意于日美军事一体化，其战略动机和后果难免让人疑惧。另外，日本政府还以参加导弹防御计划为借口，把作为“和平国家”象征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排除在大纲之外，至于“三原则”今后命运如何，看看日本主流政治家的见解应不难明白。

    当前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仍在谬种流传，新《防卫大纲》则火上浇油，不仅表示要警惕中国，还有针对性地调整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这些都表明，日本一些保守势力还在从错误的历史观出发，以狭隘的地缘政治观看待邻国的发展，并编造种种借口遏制中国，为本国的军事大国化张目开道。但是，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们在笑谈“中国威胁论”虚妄的同时，倒可以从中看到另一个“威胁论”的“实”，并对其提高警惕。（段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