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我们的时间

    央视市场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数万家企业取样调查推测，在中国，高级商务人士总数已达34.2万人。在显赫的外表之外，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不轻松，按一周五天计，超过11％的高级商务人士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据国际在线报道）

    对比这四大城市，南京的相关情况如何呢？不敢奢望。

    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杨卫平和助手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科学家的日平均工作时间在工作日为9±1.2小时，周末为5.5±3.3小时。中国科学家在工作日的日平均工作时间超出澳洲科学家一个半小时以上；周末的工作时间更是接近国家法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据《文汇报》报道）

    这是“高端人士”的工作时间，那么与之相对的人群工作时间又如何呢？具体数据不亚于前者，如民工，他们在城市披星戴月，他们没有休息时间，“保障民工休息”的设想现在还只是停留在文本上。广东省农调队8月中旬在佛山、惠州和中山等市调查了18家企业和109位农民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为公务员的1.63倍，月收入仅为1165元。民工如此，下岗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人们呢，他们为得之不易的工作而庆幸，怎么敢为工作时间的增加而抱怨什么呢？

    谁偷走了我们的休息时间？国家实行双休日制度，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休息权。可是在现实当中，对这一制度的执行却明显走样了，最明显的是对每日工作时间的觊觎。一些用人单位通过不实行双休日，或者即便实行也把“跑”掉的时间分摊到每日的手段，“盘剥”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而在被侵犯的事实面前，“金领”、“白领”也好，“蓝领”、“灰领”、“黑领”亦然，都很少能幸免。

    “偷窃”好像成了正常。然而，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日最高工时为8小时，即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周最高工时为40小时，即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

    显然，我们对相关法律的执行还很不尽如人意。而扼制上述状况，一则需要加大执法尤其是惩处的力度，确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二则是依据市场经济发展对工作时间需求发生的变化，及时、科学地“法定”工作时间，如有必要，应当分门别类地规定工作时间，如科研工作，一味定死“8小时”，恐怕既不现实，也容易“逼”人偷时间。再次，是让工会等组织发挥作用，遏制用人单位剥夺劳动者休息时间等违规行为。做到这一点需要艰苦的努力，因为工会组织所处地位不容乐观，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而“沃尔玛拒建工会事件”则表明，工会组织的式微是劳动者的悲哀，也是“偷窃”工作时间者肆无忌惮的重要原因。挽回“乱局”，无疑需要法律、行政双重的强力支撑。（本报评论员伍里川　作者为本报首席编辑）

（责任编辑: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