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辞去院长职务。复旦大学纪委透露，陆德明因嫖娼被抓获，曾被依法留置，严重影响了复旦大学的形象，因此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中国，大家对学者有着崇高的敬仰和期望，作为学者的陆德明，辜负了大众的希望，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这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只应负个人责任，复旦大学同意他仍然可从事科研活动，就是基于此种理由。

    但是，作为一院院长的陆德明，则应当辞职下课。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下，一院院长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相当于这个学院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为院长的陆德明，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因此，这个事件就带有相当的敏感性。

    从“南师大陪舞事件”、“朱苏力招博事件”到“陆德明嫖娼事件”，从各种见诸于报道或者流传于民间的学术腐败现象,都折射出了目前学校的怪状：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指望校园是一方圣土，但如今大家却发现，如果不能阻止权力、腐败侵染校园，我们的现代教育就会沦落成为一个更大的染缸，私人道德的下滑会逐渐扩散到整个公共道德领域，一个人的举动会为更多的人所效仿。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因此有人断言：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腐败，而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因为，知识分子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

    而我认为，最可怕的，正是所谓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堕落。现在不少知识分子，已经行政化了，他们隶属于某个级别，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们的一言一行，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潜移默化到公开，逐渐进入了权力灰色地带的“小圈子”。那些强迫女生为领导陪舞的学校领导，那些在招生中明码标价的博导、招生办主任，那些剽窃他人文章、嫖娼并且已“常态化”的教授们，在逐利中不但丧失了自我，而且还伤害国人。

    阿尔贝·加缪在其小说《堕落》中，批判现代文明及其知识分子的堕落。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例中“失落”的是崇高的教育理想，失落的是一种理想的、坚守自我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却更多的是一种制度的缺陷。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把目前中国校园中的过多行政色彩、给予某些人过多权力资源的体制剥离出去，不让一个个学者变成行政官僚，我们的教育环境才能真正回归它的本性；我们的教授、老师们，才不会犯下如此之多的不堪来。(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