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甘德怀事件”尚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硕博招生录取程序和规则的争论未尘埃落定，导师和考生再一次摆在了前台：导师事前对学生的培养前途进行评估，评价不高者不予录取；研究生统一考试的成绩只作为录取的参考，导师的面试更为关键；考得高分的学生，若无搞科研的培养前途，将被导师否决。一切围着导师转，导师高高在上、一言九鼎。然而，作为全国性质的研究生统一考试，简单地归之于高校导师一方，导师的主观判断操纵考生的“生死大权”，未免失之偏颇。

    学院精英的专业自律和职业道德水平似乎根本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和认可，因导师个人嗜好而产生的多重“标准”根本就谈不上赢得认同的正当性。法制文明社会，惟一和最后的底线是程序正义，在目前中国大学缺乏相应的招生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情形下，举着摆脱日益强化的“应试原则”幌子而大行超越实际的“自主主义”，难逃打着自主权之名滥用自主权之实的罪名。在高校一味地强调导师自主权的情况下，拿什么来保证考生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保绝大多数考生的公正权益。

    随着考研人数的激增、竞争的惨烈，人们喟叹“本科教育重蹈高考覆辙”，愈来愈多的高校异化成了考研基地。导师们的共识是，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除了理想的笔试成绩外一无所有，对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情，在面试及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于是，为了防止那些高分低能者戕害基础教育尤其是高端学术研究，便诞生了对欧美式的所谓理想的研究生招生模式的向往，导师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以便按照各个专业的学术标准取人。但是，我们不应忘了平等竞争是考试制度的灵魂，公平、公开和公正是考试制度的核心理念。可以说，极大地损害信誉、学风乃至世风的考试舞弊无处不在。那些与导师接触较多的考生同那些与导师素未谋面的考生所遭遇的必将是截然不同的结局。导师爱招本校学生、排斥外校学生的“近亲繁殖”现象从来就没有逸出过人们的视野；一些考生与导师私下交易以获取特殊照顾的招生黑幕也不乏其事；而利用权力、金钱、肉体等特殊途径钻营考试、利益寻租的行为亦不在少数。如果超越现实的私人利益和复杂关系，贸然将招生中现有的程序和规则肢解殆尽，代之以新兴的导师好恶评判，一切惟导师自主权是瞻，难保不丧失公允。

    导师也是人，有自己的情感和喜好，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把导师想象成圣徒一味去强调导师自主权而回避通行的规则，在赋予导师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必须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高度透明的信息平台，只有公开才能保障公平的实现。自主权只有在程序和规则之下才能有效运作。强调导师自主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考试的公正，是为了确保教育公平的实现，改革有助于刷掉高分低能者当然好，但同时应防备为新的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影响录取的公平与公正。如果一项改革是以得不偿失为代价，倒不如“退而结网”的好。

    考试要体现公平和公正,必须要有一系列制度来支持。所以，在相关制度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即便要改革也不能本末倒置地使自主权凌驾于规则之上，要维护考试秩序的公正和考试行为的规范，现行的研究生录取以考试成绩作惟一标准的方式虽不完美，却不失为相对公正的一种选拔方式。(作者：郭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