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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日上午，五家俱乐部的老总在国安宾馆碰头后召开联席会，但在短短５分钟的会议上，他们的态度却来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从“逼宫”中国足协，转变成帮助和支持中国足协把改革搞好。中国职业足球真的柳暗花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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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斗！
这不是在月黑风高、恐怖阴森的夜晚，而是在一个天高云淡的迷人深秋。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个深秋却注定要上演诸侯群雄与足协老大夺权抗争的生死对决！
从北京国安罢赛那一刻起，有关中国足球要“大地震”的说法就一直流传，而到了实德正式叫板足协要求成立中足联公司时，传言更是风一般扩散。江湖上有人说，大连实德和北京国安联合各路英豪“起义”；市井间有人在议，中超各俱乐部在“造反”；报章上有人在称，中国足球是在“革命”。
一场风暴的结局无非两种，灾难与妥协。灾难来临，那就是某高层一怒之下，彻底终结中超，决斗双方同归于尽；妥协解决，那就是风再大雷再响，雨点还是老猫尿尿——淅淅沥沥，所谓的“纲领”、“规则”统统扔进废纸篓。结果呢？球迷发现自个居然被某某和某某联合涮了一把！
风暴猛烈也罢，轻柔也罢！请足协不要再用“至高无上”的丑陋面孔吓唬人，更不要用“一言堂”来脱离群众；当然也请各腰缠万贯的足球俱乐部不要用什么“革命”、“起义”的口号诱导乃至愚弄球迷。作为球迷，其实期望很小：看一场好久好久没有的足协公平监督、俱乐部实打无假的真实、精彩的足球比赛。除此之外，一切与球迷无关！ >>>>全文
 国安将“革命”进行到底，徐明助攻传递的俱乐部揭竿而起的信号，直指中国足协在职业足球江湖“一统江山”的蛮横专断。职业足球，运转应遵循市场法则，俱乐部是市场主体，目前名为社团组织实为政府机构的中国足协无权剥夺资本话语权，中超操作层面的事务理当由俱乐部同构的中超联赛委员会定夺。因此，凌驾于中超委员会而定位于老子独大的中国足协，反“革命”的发号施令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以权压服对手，二是激化对立情绪。
在现行职业足球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下，中国足协“一言堂”代“众言堂”的实质，是“官办足球”代“民办足球”，与职业足球由市场作主的内在要求形成悖论，北京现代罢赛风波了犹未了不过是这种内在冲突的激化表现，意味着“官办足球”已步入穷途末路。所以，中国足协开出的罚单公不公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值得纠缠，中国足协一言九鼎的反职业化体制是存是废才是核心所在——国安起舞、实德跟进、观众聚焦……醉翁之意皆在此。
真正的中国足协，应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社团、足球行业组织，政府不是其中一角、不该置身其间；现在的中国足协，应砸掉“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回归政府机构本色，行使依法行政职能。回望，从1998年王健林冲冠一怒、拍案言退算起，俱乐部大打小闹的“革命”虽层出不穷，但遗憾地是都没被作为彻底改革体制的契机，这一次机会不该再错过了，正视危机、把“官办足球”赶下台是最正确的应招，哪怕付出中国职业足球死亡一段时间的代价。 >>>>全文
 中国足协名义上是由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惟一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是一个为会员提供服务，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但它实际上是半官方机构（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并不具有民间性、自治性的特征。由于中国这类社团的领导层往往不是真正由会员选举产生，因此这些会员制组织普遍只对政府负责，而不对会员负责，更多行使的是管制功能，而不是为会员服务的功能。再加上这类机构往往依靠政府的授权获得了垄断性权力，却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与内部自律，所以会员对协会往往缺乏认同感，协会也难有真正的权威与凝聚力。不但如此，会员还容易与协会产生摩擦，当会员与社团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各种打破游戏规则的事也就不足为奇。
此次事件的发生还暴露出社团在解决争端方面的制度缺陷和议事规则的不完善。当会员对行业组织的处罚不服时，首先可以通过政府，特别是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提起复议申请，通过畅通的渠道与程序化解争端，并达到对协会进行监督的目的。但由于我国大多数协会半官方的特性及其与业务主管部门的特殊关系，这一渠道实际上作用不大。换个角度说，倘若政社分开，协会是独立自主的行业管理机构，实际上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回旋的余地更大，也更主动。
一般而言，当行政救济无法解决问题时，会员还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解决纷争。这也是防止行业组织在行使权力时侵犯成员利益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但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作为公法人的行业组织并没有被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而且，《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五十六条还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可见，由于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这些合法程序来化解矛盾，因此在争议中明显处于弱势的一方往往容易走极端。
当然，在我国社团角色不清、服务功能不强、议事规则与解决争端的程序不完善的同时，也存在会员缺乏遵守章程与规则，缺乏妥协、宽容和民主意识不强等问题。所以，政府的角色在于一方面转变职能、放手发挥社团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社团的监督，并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 >>>>全文
中国足球圈里人心惶惶，或多或少都有些神经质，球迷在激愤与厌倦中摇摆，球员在理想与现实中彷徨。而在风暴中心千里之外的济南仍然能有这样一个火热的球市，仿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中超联赛摆脱了激烈的风浪，这样的现实足以让很多人感到欣慰了。球队渴望冠军就像老板渴望利润，让人充满前进的力量，而能在这种追逐中保持着理智和清醒，更是难能可贵。球迷能热情地呐喊，球员能正常地发挥，裁判能正确地判断，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感受到足球的快乐，远比天天神经质一样地念叨夺冠更有意义。尽管“大头”和“大羽”拼到怒目相向，双方球员还是比较镇定的，这场球让人不憋屈、不郁闷。胜也好，平也罢，所有的结局都不如完整的过程重要。
萧条的季节里，济南球市燃起了希望。在中国足球面临着巨大挫折或者说转折的时候，真正热爱足球的人应该做的并不是一哄而起，像阿Ｑ听到了“同去，同去”的召唤，欣欣然地闹革命。那种有关职业大联盟的宏图交给阎世铎、李士林或者徐明去讨论就可以了，“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假使每个人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中国足球就不会崩盘。能以从容的心态追逐名利，而不陷入偏执与狂妄中，这样的足球才有希望。在风诡云谲的变幻中，济南球市的从容是泰山队的希望。 >>>>全文
中国足球，你伤透了我们的心！贺老总说出“三大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的话已经过了40年，我国的篮球、排球事业早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些还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惟独男子足球始终在底线上徘徊，甚至连一个象样的纪录和“闪光点”都难以找寻。“恐韩症”、“恐日症”、“恐伊症”，现在又患上了“恐科症”；亚运会、世界杯、热身赛，强队弱旅都能输得一塌糊涂；“施大爷”、“神米卢”、“阿里汉”，再棒的“洋和尚”也念不好你这本经；送出去，引进来，高薪制，能想到的招都使上了却始终无效；俱乐部，甲A制，中超赛，变换不停的花样换来的却是愈益走向穷途末路。作为全球第一大体育项目，中国足球搞了几十年，却不能从技术上给人带来欣赏和愉悦，从精神上更谈不上振奋民心和为国争光，一次次的丢人现眼，一回回的信誓旦旦，一年又一年的谅解、宽容、期待和无奈，从“死不瞑目”的贺老总、钟情足球的陈老总和小平同志，到几十年痴痴迷迷的千百万球迷，中国足球伤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我们凭什么“永远爱你没商量”？
中国足球，你身上的病到底有多重？10月2日北京现代队“罢赛”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仅仅是裁判员周伟新吹给正常防守的现代队员的一个点球。此前已经饱尝误判、偏袒之苦的现代队交涉无效，只好以退场“罢赛”相争。因为裁判误判而导致的球场风波，这已经是第N回了。这些年来，“黑哨”、贿赂、假球、假帐、赌球、地下联盟、球场暴力、小球员夜不归宿、大球星制造“孽债”———这些龌龊、黑暗的东西几乎不绝于媒体报道和民间传说，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和有效的解决。三年前，由于几家俱乐部的“造反”乃至“引火烧身”，终于揭开了足球贿赂和地下交易黑幕的一角。也许是慑于法律的威严，也许是良心的发现，原建工学院教师、国家级裁判员龚建平交待了自己收钱吹黑哨的问题。人们本以为，由此将牵出一系列的案情，进而掀起足坛的“廉政风暴”，不承想却落了个“坦白从严”的结局，龚建平一人锒铛入狱并很快郁郁而终，其他那些真正应该受到惩罚和付出代价的人逍遥法外，而足坛的“铁幕”依旧黑重如山。足球圈内圈外尽人皆知的“联赛环境恶劣”的问题，至今未见有任何真正严肃认真有效的解决对策。乱象丛生的中国足坛，已经到了非大力开展治理整顿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足球，我们凭什么拿钱供着你？作为最早引入市场机制的体育项目，中国足球界组建俱乐部、开展职业赛已经走到了第11个年头。每年，冠名或操控俱乐部的国有或民营企业，总要把上亿元资金投入足球市场，而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万球迷，为足球贡献的票款更何止亿计。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三流球员拿几十万上百万超一流工资的表层现象，却无法获悉足协、管理层以及中间某些人的惊人收益。财务不公开、不透明，已经成为各俱乐部呼吁“变法”的重要内容。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何一项产业都要有效益，每一笔支出都应有回报。职业足球作为我国花钱最多的体育项目，却又成为问题最多的项目、成绩最差的项目，而且也是最让人看不到良性循环前景的项目，这本身就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是不折不扣的怪现状。如果有人造出一台光怪陆离的烧钱机器，你会无缘无故地一个劲掏自己的钱包吗？现在，足球职业联赛就已经近乎这样一台机器了，我们并不富裕的平头百姓干嘛还继续犯傻？已经到了用最有效的语言告诉足协和相关部门的时候了：足球再不改革，我们只能用脚投票———离开球场，坚决说“不”！ >>>>全文
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已经搞了十几年。然而正如圈内人所言，这个职业联赛只是徒有其名。从一开始，它就是用行政的手段进行组织，由地方政府搭台，而由一些企业参与“交易”的一种变味的游戏。之所以称之为“交易”，是因为从投资的角度看，俱乐部每年数千万的投入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的收益，完全是赔本赚吆喝，企业之所以愿意投入。除了扩大知名度之外，更多的是从政府那里获得批地、免税、低息贷款等一系列的优惠。
在这样一场变味的游戏中，政府的职责不清楚，企业的地位不明确，种种“交易”暗箱操作，根本不按市场规律进行。因此，尽管有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足球联赛在经历了先前几年的火爆之后，在经历了球员纷纷暴富，球队号称“城市名片”的畸形繁荣之后，终于遭遇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惩罚。近两年来，足球联赛中假球、黑哨“派系”之争等丑闻不断，如今，连赌球这种极恶劣的行径也大肆泛滥，绿茵场内外乌烟瘴气、一片狼藉。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先后将球队出手转让，宣布退出足球联赛，在足球联赛中坚持了十几年的北京国安队也找个借口不想玩了。
从表面上看，一些企业退出足球联赛，是因为屡遭不公正的判罚，认为缺少良好的比赛环境。但细分析起来，他们退出的原因有二：其一，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审批权减少，以及宏观调控后清理土地项目，缩紧银根等措施的实行，原有俱乐部与政府部门之间以足球为媒进行的“交易”可能性大大降低，甚至不复存在，继续投资已无利可图，因此退出是必然的；其二，在政府既不能提供优惠政策，而足协那样的行政管理部门又不肯放权，足球联赛市场化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企业作为投资者无法按市场规律实现赢利目的，也确实玩不下去了。
足球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人们的期待。目前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足球俱乐部或投资的企业已经厌恶了过去的那些“交易”和不应有的行政干预，正在酝酿着使职业足球真正成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行为。说不定，这样中国足球才有救。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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