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吕邦列的民间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称赞，吕邦列等“领跑者”搅活了基层的“民主空气”。2003年，湖北省潜江市32位自荐者参与竞选市人大代表，其中，董滩一个村就有10人。松滋市第三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一个名叫姚永涧的农民发出了数千份公开信，表示要像吕邦列一样从票箱里“跳出”，成为老百姓的代表。

　 越来越多的“吕邦列”正在产生。但吕邦列个人却正扮演着悲情英雄的角色。

　 李凡分析，吕邦列目前的尴尬处境有几个客观原因：

　 一是，新人在旧框子里工作。吕邦列是今年4月补选上来的村主任，而村委会的老班子大多是过去留下来的人，新上任的人，面对的仍是老组织结构，摩擦大。他拉拢村民自选的村民小组长，想建立新关系、新秩序来对抗过去老的组织结构，目前，两种结构组织的矛盾加剧。

　 二是，吕邦列没有利用好资源。“吕邦列常给我说：‘李老师，我不知道怎样当人大代表，怎样利用这样的资源为村民服务。’”

　 现在，很多人误认为：选举了，民主了，经济就要上去。你吕邦列当选了，你那些民主诉求通通给你，为什么经济还上不去？其实，民主只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而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面对旧的政治组织结构，面对本乡有限的经济资源，吕邦列今天的尴尬是可以理解的。从农民来看，他已经足够优秀了，说他是农村的精英，毫不为过。他是目前中国由“非正式候选人”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的惟一的农民。

　 “但吕邦列也有自身天然不足之处，他每次大谈特谈百里洲经济发展战略时，我总是劝他：你一个村级干部哪能说什么战略，至少也是县一级才称得上战略。他推崇的是‘国家＋公司＋农户’模式，太理想化了。

　 他综合素质有限，不太会处理上下关系，办事有时不讲策略。他当选人大代表、补选上村主任时，群众支持他，很多干部帮助他，社会期待很高。但他毕竟社会经历没那么宽，与当地政府关系处理得比较紧张，让人觉得他跟政府是‘两股道’上的。他的所作所为有些悲壮，他脱离了土地，又被土地所困。”

　 目前，基层农村出现了一批吕邦列这样的农民精英。他们的共性是：渴望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乡村实施的过程中不打折扣，并以宣传、维护和促进它们的实施为己任；他们总是努力做些农民群众想做而有些乡村干部认为难做的事，以满足农民群众的需求；他们都有不怕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精神。

　 但他们的缺陷也很明显：对从人治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冲击“潜规则”时常用成本高风险大的方式；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尚不足以支持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轰轰烈烈地获得意义深远的政治权力，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艰难行事。

　 这些“吕邦列”们正受到多种外部力量的挤压。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指出，大多数农民不愿意为看不到预期效果的事物付出成本。普通农民可能很希望有“代言人”反映心声，愿意搭乘制度改革的“便车”，但面对真正的挑战，甚至要牺牲利益时，他们多会退却。在现阶段，吕邦列注定是孤立的。（作者：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