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监利两任原县委书记相继落马。杨道洲、杜在新虽同为贪官，但各自为政，面和心异。几年前，杨道洲到荆州市履新职，在监利留下了包括几个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一名一夜暴富的包头工在内的“八大金刚。”杜在新主政后，这“八大金刚”尾大不掉，谁也奈何不得。更要命的是，“八大金刚”常常去市里“汇报工作”，他们要办的事情往往只要“上面—个电话”就搞定了。（10月14日《南方周末》头版：《两任落马书记的“滑铁卢”》）

    从宪政角度而言，越级反映情况，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更何况老下级看望老领导，顺便唠唠家常，捎带着作点汇报呢？问题是，在不少地方，“越级汇报”几乎成了某些人谋取—己之利的“杀手锏”，甚至已经演变成为污染、破坏政治生态的一大顽症……

    一是借势压人，践踏起码的组织原则。由于官员评价、任用体系的改革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至今普遍存在。这—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给部分心术不正的人留下了“越级汇报”、跑官谋利的空间。加之少数“老领导”，要么原本就是某个利益集团中人，要么由于用人失察，耳朵根子软，不但乐意听取“越级汇报”，而且还经常主动出面为汇报者“解决问题”。结果，像“八大金刚”的铁杆人物苏兆新那样的贪官，其主政的单位三次民主评议都排名末位，但他不仅没有丢官，反而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原因很简单：上面事先给几个县委常委“通了个气”。组织原则居然顶不了市委领导一个“通气”电话，又何谈从严治党、执政为民？

    二是制造摩擦，干扰正常的行政秩序。一般说来，在当地公众心目中形象不佳而又很有“想法”的人，大都热衷于“越级汇报”。这种人习惯于以“隔山放炮”的形式，与上级机关的实权人物或老领导套近乎，进而通过文过饰非、无中生有，达到诋毁他人、抬高自己的政治目的。其中，人为制造新老主政官员之间的矛盾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例如某某大道的规划被新来的县长撤了，这不是间接说您当时搞的是“政绩工程”吗？哪个“老领导”听到这样的“汇报”会由衷高兴呢？诸如此类的“本”奏得多了，身居上权位的原任领导，只要执政境界稍微低点，就不会放过现处下权位的继任者：明明可以当场表态的东西，还要“研究研究”；完全可以由县里做主的项目，也要拿到市里来反复“论证”……殊不知在新老书记或县长的“斗法”中，建设务实、高效政府无异于刻舟求剑。

    三是拉帮结派，结成畸形的利益集团。见不得阳光的“越级汇报”十之八九掺有少数人不正当的利益诉求。日久生“情”，汇报者和听取汇报者都很容易突破道德、经济、政治乃至法律方面的“底线”，形成某种出卖原则、互通有无的利益集团。集团成员或在官场上下串通，相互吹捧，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或官商勾结，权钱置换，无视公开、公正的市场准则，疯狂聚敛社会财富，最终沦为祸害一方的腐败集团。大量反腐案例证明，相当数量的“越级汇报”者始于“感情投资”，毁于抱成一团，贪得无厌。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那些通过“越级汇报”谋取个人私利的官员大喝一声：此路危险！与此同时，建议有三：其一，进一步改革官员评价体系，加大民主评议的考量比重，摒弃“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封建恶习，彻底断掉“越级汇报”者加官晋爵的“绿色通道”；其二，强化行政纪律和行政程序，确保公权运行的公开、透明，使来自上面的“招呼”无法兑现，“越级”者从“汇报”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其三，健全监管机制，加大对非常态“越级汇报”现象的制约力度，让痴迷于此道但目前陷得还不算太深的人，尽快端正“官德”，求真务实，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向公众“汇报”。（徐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