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起事件中，打人者冒充公务员身份，并且态度蛮横，口出狂言，无疑是使矛盾激化进而使事态扩大的“导火索”。所以，对这起打人事件的思考，着眼点应该放在这根不平常的“导火索”上。

    首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打人者胡权宗为什么要冒充公务员？很显然，以他的估计，一个临时工和一个搬运工相比，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职业“荣誉”都并不具有多少优势，如果他不掩饰自己的临时工身份，他不但震慑不了周围的群众，而且也不能有效震慑被打者余继奎。反之，如果他冒充公务员（或其他具有优势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的人），就能够达到震慑余继奎和周围群众的目的。在包括“假冒公务员”胡权宗在内的一些人看来，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这既是一种可能，更有大量“既往事实俱在”，以至于对别有用心的假冒者也形成了不小的“示范效应”。

    按说在法制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临时工打了人，与一个公务员打了人没什么不同，只要打人造成的后果相同，那么他们分别承担的法律后果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临时工不能把事情摆平，公务员同样也不能把事情摆平。苟能如此，“花钱摆平”将只是“假冒公务员”的一厢情愿，他的企图将很快归于失败。然而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的法制还不够完备，一些有“背景”的人，或一些自称有“背景”的人（这其中就难免“假货”），出了事情后很可能运用其“背景”进行某种特别操作，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们对此抱有的担心和疑虑，不能一概视之为不必要的敏感，不能简单定性为恶意的误解。

    普通车撞了人，一般不会引人注目，豪华车撞了人，人们自然要关心车主有没有特殊“背景”，他的“背景”会不会帮助他逃避责任。一个临时工打了人，一般也不会引人注目，一个“公务员”打了人而且气焰嚣张，人们自然也要关心他到底是不是公务员，到底有没有什么“背景”，是不是真能够“花钱摆平”。面对这种民意，假冒的公务员只会哀叹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而真正具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公务员，当不会产生被歧视或被妖魔化的感觉，相反，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民意，反映了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高标准严要求，表达了公众希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维护公务员队伍形象的良好意愿。事实胜于雄辩，对任何一起事件，无论责任者是真公务员还是假公务员，有关方面只要坚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办事，就能够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