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十一”期间，从武汉到北京探亲的曾先生，在亲戚家大院问路时，遇到了一臂戴“红袖标”大妈的反复盘问：“找谁，哪里的，来干吗？”。而这多为退休人员组成并被称为“治安巡逻志愿者”是由首都综治办组建，在全市约有60万人。而对此，有不少法律人士表示了担心与质疑（《新京报》10月19日一版）。

    其实，谁也不能否认上述这位大妈对小区治安环境的善良用心，其他的“治安巡逻志愿者”也肯定抱有与这位大妈一样的善良想法。但如这样的治安志愿者并不是出于松散、个人想法（行为），而是由行政机关同意、推动并组建时，那如此的“红袖标”行为就不再是零星与个人的了，而是成了一种群体的带有社会、行政倾向的共同行为。那在此情况下，作为推动与组建的首都综治办来说，就要在满足自身行政追求的同时，也要对“红袖标”行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边际效应”有所考虑与控制。就拿上述报道的具体事例来说，一方面类似这大妈一样的“红袖标”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于小区治安有利；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治安志愿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受到系统的培训，所以在实际的治安巡逻行为中，就很可能会一再而再而三的作出类似这位大妈一样的盘问行为，而这不仅给相关的到京人员带来不快，同时从法律上看，也是与法律要求相悖的。

    而从理论上看，志愿者对自身小区的治安需求，无疑是一种公民的合理诉求；而同样要注意的是，到京探亲及旅游的也是公民，其同样也有与北京本地人员一样的法定权利，具体的说，他们应该享有不受非法定人员无端盘问的权利，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正当的合理要求。而当北京当地人员与外来人员的合理要求发生矛盾，且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又由于与行政行为有关连时，那对有关的行政机关来讲，就有一个如何把握，如何平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权利问题，不仅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与义务，同时也是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要求，而且这还更是一种对行政水平的考量。

    所以，当社会群体之间由于各自需要不同发生矛盾时，作为行政机关来说，不能用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来满足另一部分人需要的办法，哪怕这种办法是非明示而是默认的，都不应该出现。因此几乎就可以这样说，北京“十一”期间的“红袖标”盘问事例，与其说是大妈行为的“越权”，那还不如说是一种行政行为的缺陷更来得准确。而这种缺陷恰恰也是北京有关部门在日后要注意并需认真思考的。（作者：周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