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锦尘

10月14日晚，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两张中国足协罚单，给北京现代罢赛风波以官方作结。一张开给国安俱乐部，上写：罚款30万元，北京现代队0：3负，联赛积分扣3分，总经理兼球队领队杨祖武“场禁”半年。一张开给当值主裁周伟新，上写：在本年度中超联赛尚剩余的八轮比赛中，予以“禁哨”。

在我看来，罢赛行为与裁判行为尽管不无联系，分别论处按理没错，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官方作结本身暴露出了“主体资格”存疑的硬伤。作为中国足协“雇员”的周伟新，按“家法”必须闭嘴不准计较是无条件的，但不是“一家人”的国安凭什么买这帐？所以，中国足协在时间运筹上捱了又捱、在罚则把握上慎之又慎的这套技战术，未能圆满奏效毫不奇怪，各打五十大板的匠心作不了这场罢赛风波之结。

请看国安之反击：一、连夜作出向投诉委员会投诉、要求召开中超委员会、提请推迟本队下场比赛时间的声明；二、发出倡议书，称处罚决定违反《中超联赛规程》、《中超联赛章程》有关条款而不具合法效力，鉴于联赛组织机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不够完善以及财务不公开不透明、联赛环境恶劣、会员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等，建议立即召开中超委员会应对；三、李士林在队会上放言不改判不比赛，徐明专程赶赴表示声援和支持。

很清楚，国安将“革命”进行到底，徐明助攻传递的俱乐部揭竿而起的信号，直指中国足协在职业足球江湖“一统江山”的蛮横专断。职业足球，运转应遵循市场法则，俱乐部是市场主体，目前名为社团组织实为政府机构的中国足协无权剥夺资本话语权，中超操作层面的事务理当由俱乐部同构的中超联赛委员会定夺。因此，凌驾于中超委员会而定位于老子独大的中国足协，反“革命”的发号施令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以权压服对手，二是激化对立情绪。

在现行职业足球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下，中国足协“一言堂”代“众言堂”的实质，是“官办足球”代“民办足球”，与职业足球由市场作主的内在要求形成悖论，北京现代罢赛风波了犹未了不过是这种内在冲突的激化表现，意味着“官办足球”已步入穷途末路。所以，中国足协开出的罚单公不公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值得纠缠，中国足协一言九鼎的反职业化体制是存是废才是核心所在——国安起舞、实德跟进、观众聚焦……醉翁之意皆在此。

真正的中国足协，应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社团、足球行业组织，政府不是其中一角、不该置身其间；现在的中国足协，应砸掉“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回归政府机构本色，行使依法行政职能。回望，从1998年王健林冲冠一怒、拍案言退算起，俱乐部大打小闹的“革命”虽层出不穷，但遗憾地是都没被作为彻底改革体制的契机，这一次机会不该再错过了，正视危机、把“官办足球”赶下台是最正确的应招，哪怕付出中国职业足球死亡一段时间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