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于伟人的记忆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漠。相反，历史的透镜更能折射出超越时空的卓著。这可能是人们在“百年小平”之际的普遍感受。

    尼克松的《领导人》在开卷纵论“改变了世界的领导人”时说：“伴着伟大领导者的脚步，我们听到历史的隆隆雷响”，“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

    对于邓小平怎样改写了当代中国史，我们的感受是切身的，也是不断加深的。“让中国人富起来”是最朴素的表达，但历史之变如此深刻，怎一个“富”字所能涵盖?

    安南在1997年说过，“邓小平不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而且把中国推向了国际社会的主流。”邓小平自己在1987年说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以巨人之手扭转乾坤，让一个落伍的民族跟上时代，使一个封闭的国家融入世界，第一次把中国真正带进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从而彻底改变了几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恐怕是我们在百年回眸中看得最真切的历史聚像。

    鸦片战争后，我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不外两件事，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国家富强。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第一大任务的完成经历了几十年反复。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探索也未能避免历史的曲折。社会主义降临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后，在这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上，如何跨越马克思说的“卡夫丁峡谷”，这个问题让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困惑了近一个世纪。

    经实践检验和证实的真理现在听上去都天经地义而毋庸置疑，但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精髓的一系列格言，当时句句掷地都石破天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归结为五个字，就是“战争与革命”。从推翻“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深入人心的判断，到全党全国看清楚“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从颠覆斯大林的“两个世界体系”观念，到确立“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的结论，新的“国际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看法。这是我们在新时期制定对内对外一切战略的重要基础。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这也是我们如此耳熟能详而认为本该如此、必然如此和一贯如此的，但其中蕴涵的深谋远虑，却让我们就着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而反复咀嚼体味。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从改革开放启动，到世纪之交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需要“至少有70年的和平时间”。这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大背景。

    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论述作为日本现代化起点的“明治维新”时说，改革需要“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人”。这一点，我们在邓小平深邃的历史洞察中可以领略。但在世界大转折的风浪中，保持航船不迷失方向并始终前行，也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把舵。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风波刚过，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弥漫着“历史的终结”的思潮。邓小平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定论，对内终结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以“韬光养晦”为主调的二十字方针使中国对外“稳住阵脚”，这才有了日后的“有所作为”。

    “小平外交”是基辛格说的“大外交”，是以子谋势的大博弈。1978年，斩钉截铁的“断交、撤军、废约”六个字一锤定音，打开了中美关系从而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全新局面，这对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至关重要。1982年，面对挟马岛胜利余威而来的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和“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即所谓香港回归的“灾难性的影响”）——毫不含糊的两句话宣言，打掉了英国保留殖民条约的企望。这些无不体现外交家的智谋和战略家的韬略。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的大战略是要让中国在“一个百年”中走完发达国家在“几个百年”中走过的路程。今天，当我们一步步迈向这个目标，当中国已如安南说的那样“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时，人们可能会把“总设计师”的战略棋盘看得更明白。我们更深地领悟中华民族赶超、发展、崛起的“百年时空观”，也更珍惜600年来的“第四次战略机遇期”。

    “百年诞辰”并不是一次“英雄崇拜”的盛筵。透过恩格斯说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的表象，我们看到伟人的英明是顺应了历史的必然，更离不开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不过，像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说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邓小平，中国今天的境遇是难以想象的。

    深怀感激的纪念，让我们再一次确认历史的路向。用康德的“四大问题”表述，就是不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干什么，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