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0年的事情。我被耶鲁大学送到日本一个大城市的著名日语中心培训一年，学业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要给当地市民作结业报告。其实，来听的就几十个人，许多还是本中心的老师，和在北京工体两国国家队踢球的场面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我报上一个题目：“原爆再评价。”至于具体讲什么，一个字也没有提。但是，仅仅是这个题目，就引起一场“外交危机”。

    首先是中心的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美国人，在美国大学里教过书，谈话一开始，就先向我道歉：“我当然知道而且相信学术自由的原则。所以我也知道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都违反了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位置是维持这个中心和当地社会的关系，我们得到了许多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并不是活在真空之中。你这个题目在这里太敏感，希望你不要讲。”

    不讲怎么办？学业总得完成呀。当然变通的方法很简单：我写一篇读书报告，交给指导老师，由他改过，就算我过关了。后来才知道，中心主任找我谈话，并不是出于他的外交本能，而是有更大的来头。我那个题目一报上去，就惊动了市政府，市政府里有个“私学振兴课”，马上给中心打电话，表示严重关注。所以，中心也是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这样的结局，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其实，对这个结业报告，大家都不想做，甚至在底下商量怎么才能逃。我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和同学打赌说：“就凭我这个题目，学校会想方设法不让我讲，根本不用我逃。”当时同学将信将疑，但知道了结果后，都羡慕得不行。我当时说大话：“咱们这个中心，虽然是语言训练中心，但名字可叫‘日本研究中心’。学了一年，你得证明一下你对日本有什么研究。根据本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题目是不能讲的。如果事实证明我对了，就证明我对日本确实很有些研究，算是合格的毕业生。”

    不过，这么惊官动府，却还是出人意料。这可是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世界知名大都市呀！你不能不佩服日本的官僚对社会的管理是多么有效率、多么细致入微了。不过，事后的荒唐感怎么也驱不散：你这个“私学振兴课”怎么不让人讲自己的“私学”呢？况且，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没准我要为日本人说话呢？怎么连我想讲什么也不问，就把一个仅有几十名听众的报告给封杀了？

    这就是日本。在日本，右翼的高音喇叭大白天吵得你心烦意乱。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要是别人，制造这样的噪音早就被捕了。但右翼的黑皮车从来都是招摇过市。有一次一位美国同学对那个车喊了一句：“你们太吵了！”吓得我的日本老师一把拉住他：“使不得，太危险了。”与此同时，许多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因为政府不愿听，你就不能讲。政府管得很宽、很细，甚至管到国外来。其实这次日本政府为一些球迷的过激行为大做文章，也并非没有先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一天到晚抗议中国煽动反日情绪，而且动不动军队就开过来。说是“以史为鉴”，日本究竟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呢？目前中国的劳工还在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在战争中的暴行，日本遗留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在不停地被发现，日本有什么资格强迫中国人喜欢日本呢？

    其实，我那个没有作成的报告，不过是想重温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当时美国对扔原子弹并非没有顾忌。有些人反对，更有些人主张扔在偏僻的农村，吓唬一下日本人，让他们赶快投降，少死些人。但后来还是决定在广岛、长崎扔。理由是，你在一个小地方扔，军方会封锁情报，天皇甚至会不知道。所以必须扔到一个大地方，造成掩盖不住的事实。事实证明，这种考虑是正确的。两颗原子弹扔下来，军方还试图掩盖事实，甚至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讨论是战是降，投票的结果还是平局，最后靠所谓“天皇圣断”决定投降。即使如此，一小股军方人士仍试图潜入皇宫，发动政变，推翻这一决定。日本人吃原子弹的亏，一大原因，就是拼命想堵别人的嘴，不要听自己不愿意听的声音。最后逼着人家要用原子弹这样的大嗓门说话，让你即使堵着耳朵也能听得见。

    《纽约时报》在报道亚洲杯期间中国球迷的反日行为时指出：“没有人会以虚情假意来看足球。”球迷的感情，不管对也好，错也好，就在那里摆着，是真实的，用不着人去煽动。而且，你越是堵着耳朵不想听，喊的人嗓门就越大，就像是对一个耳背的人说话一样。德国人则不同，战后对受害国的声音，过激不过激，全要洗耳恭听，甚至凑到你嘴边来听，让你都觉得没有必要大声讲，结果现在喊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一道理，聪明的日本人，怎么至今还是不懂？（作者：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