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许博渊 作者文集
国家安全自古就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国家间交往日趋频繁的近代更显重要。所以，世界各国无不给予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也是我国当前国家安全战略的总设计师。
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和平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致词时说：“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是变动的，国家战略也不可能一成不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顽固地实行反共反华政策，我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方针，走结盟的路线。六十年代初开始，由于当时的苏联威胁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又不得不两个拳头打敌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政府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我国则因势利导，形成中美苏“大三角”的关系。到了七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八十年代末，苏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独大的局面初露端倪。作为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了国际局势的变化。1988年12月21日，也就是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两年半之前、苏联解体3年之前，他在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谈话时就说：“世界在变，人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维护国际和平及国内稳定是邓小平同志始终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多次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想法。
第一，
不搞集团政治，更不当头，永不称霸。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丢掉了。”
第二，
淡化意识形态之争，“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这个方针经受了考验而没有动摇。1990年7月11日，他在同加拿大前总理特罗多谈话时：“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
第三， 不纠缠历史恩怨，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第四，
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为了避免战争和冲突，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为了和平解决国际间领土纠纷，他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
第五， 要有所作为，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和平路线称作韬光养晦。这是一个不错的概括，但容易误解成短期行为、权宜之计。其实，这不同于韩信接受胯下之辱，不同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作出的一项长期的、科学的决策。正如他在同拉·甘地谈话时所说的：“世界在变，各国都在考虑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当年，以苏联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争霸尚且成为其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当前，以美国的综合国力，为了称霸，四面出击终于招致四面楚歌，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判断的准确性。
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正在拼命谋取世界霸权。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制造麻烦，不时撩拨中国。面对此种局面，我们不可失去冷静，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面对一些国家的疑惧，“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当然，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要求我们含垢忍辱、逆来顺受、低三下四。相反，他要求我们以坚决的态度去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他说：“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瞧不起你。”我们总是说“减少麻烦，避免对抗”，但人家实在不像话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惧怕对抗。连朝鲜都敢于对抗，何况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于那些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的人，只有对抗才能使他们清醒一些，才能迫使他们对利弊得失作些冷静的评估。
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可忘记我们的长远大计。毕竟，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寓于国力之中，万不可因“小不忍”而乱了增强国力的大谋。军事专家说，现在，电子化军事装备与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备的差距，相当于鸦片战争时坚船利炮与土枪土炮的差距。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壮大自己，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安全。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刻骨铭心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以后，连窃国大盗袁世凯都流泪了，在政府要员的会议上说了一段话：“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有可为”，“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倘若不因人废言，袁世凯当年的话至今仍有警示作用。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发展经济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把它称为“硬道理”。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是他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说的，是《邓小平文选》最后一册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应该把它当作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当作他对我们的最后嘱托而牢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