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曹友琴

    《湖南农科院3专家两月内接连自杀》，这篇报道让人震撼。

    自杀的是三个“中青年高级科研人员”。一个是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物种经济动物部经理、36岁的李建良，2月6日“在办公室悬梁自尽”；一个是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41岁的刘华，3月6日“在实验室服毒身亡”；一个是副研究员、39岁的甘博，4月2日“跳楼自杀”。(8月4日《现代快报》)

    这三个人的工作、为人怎样呢？群众反映说，李建良“工作特别认真”，“在甲鱼养殖方面很有成就”，当选过“先进工作者”；刘华的为人“无可挑剔”，“没有闹过矛盾”；甘博是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的，“凡是认识甘博的人，没有不交口称赞的”，“先后开发了10多个甜瓜新品种”。他们年富力强，都是难得的农业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事业有成，又都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怎么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告别这个世界呢？

    先听听湖南农科院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有关部门已经作出结论。这纯属个人原因”，“精神都有问题。”说得很清楚，他们的死与单位没关系，不关单位事，单位是清清白白的，别来烦单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这个农科院急功近利，“给全体员工下达了创收指标”，要求“至少自己养活自己”。这就难坏了这些专家，他们搞科研、开发新品种有能耐，做生意捞钱却是笨手笨脚的。李建良的单位“连续两年都没完成任务”。2月6日上午，他“到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的办公室汇报”，“大家也搞不清所里是怎么答复李建良的”，晚上就发现他“用渔绳把自己吊死在了办公室里”。不难想象，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甘博所在单位的“总经理”就毫不含糊了，他在会上几乎是讽刺、挖苦地说：“甘博啊，你还是引进的特殊人才，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应该感到羞愧”。甘博死的前一天，带了礼品到总经理家拜访，自然去请求总经理的理解。回到家里，他“打开液化气”，在自己的“肚子上、颈上分别割了一刀”，爬到5楼跳下。李建良的死，在他的遗书里说得更清楚：“过去，我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他担心家人继续受到不公之遇，呼求“我的家人是无罪的，请大家善待他们！”

    再清楚不过，这都是“说错了话”，说了那些领导不爱听的话惹的祸。这是“书呆子”常会犯的“毛病”。

    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抓钱的料。古今中外有几个有大成就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同钱结缘的？他们所以能成为“家”，是因为他们能够进行研究、发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硬性要求科学家创收是强人所难，瞎胡闹。如果爱因斯坦落在湖南农科院这班人手里，日子也不会好过。当然，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要产业化。在这方面，许多地方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那就是与相关公司合作，创造经济效益。湖南省农科院的领导不学习，不动脑子，偏要将鸭子赶上架，说明他们无能。

    三位专家都是非正常死亡，公安理应介入，要查清他们自杀的原因，而不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去掩盖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认真对待，有关责任人得不到惩戒，更多的专家型人才还将继续忍受这类瞎胡闹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