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中国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这发展是在邓小平的“两手抓”的辩证发展的理论指引下进行的。邓小平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3---154）哪两手呢？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

    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邓小平认为应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他还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在发展的速度上，他一方面强调“胆子要大”，另一方面强调“步子要稳”。（3---118）他主张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整顿。繁荣不忘整顿，整顿为了繁荣。

    在阶级、阶层关系上，他一方面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又说：要“消除两极分化”，“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看作目标，而且是“根本目标”。

    在党与政的关系上，他一方面强调“党的領导是不能动摇的”，另一方面提出“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3---177）

    在地区关系上，他一方面说，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种义务”。

    诸如此类，邓小平还提出了许许多多“两手抓”。“两手抓”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体现。事物无不包含着矛盾，无不是对立统一的产物。“两”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坚持“两手抓”就是坚持“两点论”。有了“两点论”便可以防止片面性。

    片面性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老毛病。为什么有些大厦刚造好就要炸掉？还不是因为决策时犯有片面性吗？为什么我国有六百多个县的耕地减少到了警戒线以下？无非是因为只想到了“圈地”发财这一点，忘记了人还要吃饭这一基本常识。为什么有些GDP是用高投入和高得惊人的能源消耗换来的？仍然是因为犯了片面追求GDP的毛病，见物不见人。为什么很多地方“报喜不报忧”？难道没有“忧”吗？当然不是。“不报忧”，只能说明犯了高枕无忧的片面性。換了“低枕”，迈开双脚到下边走走，忧就会多起来。

    极端的片面性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调，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人是残疾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社会是残疾社会。残疾社会的前进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即使一时快了，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历史长河中的“大起大落”往往是由片面追求“一时痛快”引发出来的。“翻烧饼”是片面性的后遗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社会也是不可能稳固的。“平稳”，“平稳”，没有“平”，何来“稳”？成天喊“稳定”，而不讲究“平衡”、“平等”，是自相矛盾，是片面到了极点。人们有理由怀疑你嘴上的“稳定”是真心还是假心？

    极端的片面性不完全是认识水平跟不上，极端的片面性往往是私心杂念在作祟。片面性与表面性是孪生兄弟。追求表面是片面性的膨胀剂。仅仅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一点，便会把片面性延长“十三点”。其实，蒙上美丽面纱的片面性是迷惑不了人的。揭开面纱，片面性的丑陋必将暴露无遗。那些片面追求速度的“豆腐渣”工程不是已经自行坍塌了吗？

    提倡“两点论”并非都是半斤八兩，而是要在“两点”中确定侧重点。没有侧重点的两点论是形而上学的“平行论”。邓小平在强调“两手抓”时，从来都是有侧重点的。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先富”与“后富”，邓小平为了纠正平均主义，他把“先富”视为侧重点；与此同时，他认为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又应当把“帮助落后”提到“义务”的高度。什么叫“义务”？那是必须尽的、是应当不计报酬去尽的、有时还要强行去尽的责任。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又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邓小平年谱》，第1356页）后来，他又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就是说，他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已经把解决贫富差距过大作为侧重点了。“两点论”的侧重点就像龙舟划桨，有时这边用力重一点，有时那边用力重一点。平衡是相对的。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可是，不能因为绝对的平衡不存在，而忽视相对的平衡。不管重点有多重也不能忽略“轻点”，也就是说要同时抓住“两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前，党中央提倡的“统筹”、“协调”，便是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延伸。“协调”，也是“两手抓”的目标。“协调”是艺术，“协调”是美，“协调”也是力量，“协调”既是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也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坚持协调，坚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社会与经济两手抓，全面的小康社会指日可待，就在眼前。（作者：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