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公车制度，早已饱受群众非议。费用过高、效率低下、超标配备、私用严重等“四大现象”，不但恶化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贫困地区更是出现不惜挤占挪用教育、扶贫资金购买豪华轿车的荒唐现象。而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部分地区的公车使用过程中，公务用途、干部私用、司机私用之间的比例，已经达到各占三分之一的荒谬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公车私用、无限攀比，已经成了特权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公车制度也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央将出台改革指导意见，以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补贴和成立专门的出租汽车公司，保障政府公务用车等手段，逐步取消公务用车。

    如果这一指导意见能够顺利落实，找到一条既能满足实际公务用车需要，又能节制腐败、减少开支的方法，当然是功莫大焉。

    但是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一样，在实际的政策落实过程中，必须严防政策走样、扭曲，使一项旨在兴利除弊的改革，最终异化为对“腐败权”的高价赎买，并使原本灰色的特权腐败现象，反而在改革的名义下被“漂白”而受到制度的保护。

    目前已经有部分部门和地区，率先实行了公车制度改革，而其具体方案，则有强烈的“赎买”特征。譬如有的单位采取将公车以极低价格作价售予官员，或向官员一次性发放足以购买豪华轿车的巨额“交通补贴”等。如果单纯着眼于经济账，则这些“改革”措施都可算“卓有成效”，因为尽管车辆的购置成本依然间接地由“公家”承担，但其使用成本毕竟已经全部或部分地由官员个人承担，肯定不会像过去“造”公家的钱那样肆无忌惮。

    但若以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思考，则这类“赎买”策略极不可取。首先，虽然此类赎买策略可以起到立时减少财政负担之效，但在群众中却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由灰色的“公车私用”，改为变相的“公款私用”，而且在改革的名义下获得“白色”的身份，这样的“改革”在群众那里很难被认同；而且，不断以赎买策略作为限制、取消特权的手段，恰如饮鸩止渴，短期内在经济上或许合算，但不断增加的赎买项目，却最终会使国家和地方财政不堪其重。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类赎买策略使用过频，甚至可能对部分官员和官场产生负效应，使官员更加缺乏对自身权力性质的正确认识，使官场上的是非界限愈发模糊，也使正常清晰的政坛规则无法建立。当不但公车私用或福利住房政策的特权需要赎买，而且连“退居”官员的职位都要以转任二线的方式来赎买时，国家、社会、人民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就太大了。(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