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 ）

 　 交通厅长频频落马，有关部门决心“坚决遏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算是到位，但号脉问诊的结论似有偏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产生，有体制、机制以及人的主观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由于把“认识”问题看成主要问题，所以在强调“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的同时，下的头帖药却是“把近年来交通行业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拍成警示片，在系统内部巡回放映，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5月6日《新京报》）

　  一个交通厅长出问题，一任交通厅长出问题，原因可能出在“人的主观因素”上；但接二连三的交通厅长出问题，第二任、第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就不能再把账记在“人的主观因素”上了。要是没人知道交通行业容易出问题，倒是需要在系统内部进行“警示和教育”，也不妨拍个“警示片”，巡回放一放；但是那么多的交通厅长，断送性命的断送性命，锒铛入狱的锒铛入狱，不用拍什么“警示片”，早就尽人皆知，“警示和教育”是否那么必要，实在可疑得很。

　  教育解决的是“懂不懂”的问题，警示解决的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所有落马败阵的交通厅长中，决不会有一个是不懂道理、不怕送命的。问题是，廉洁奉公的道理明摆着，违法必究的利剑高悬着，该落马的照样落马，该败阵的依然败阵。特别叫人不解的是，既然已经认识到这里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为何反把“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视为“主要”问题呢？“体制、机制”是内伤，“进一步规范交通部门领导干部兼职以及招投标、工程分包、材料设备采购、设计变更、公路经营权转让等行为，实施阳光工程”，才是治本的对症之药。要标本兼治，前提是把“标”与“本”区分清楚。否则，内伤外治，难以奏效。

　  由此想到成都街头新近出现的“党风廉政公益广告牌”，据说，“一方面将警示我市公务员廉洁自律，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广泛唤起市民共同参与监督的意识，促进我市党风廉政建设”（5月3日《成都晚报》）。其实，树广告牌作为廉政建设的一项工作则可，真希望它起到上述两大作用却未免幼稚。至于沈阳有关部门在“五一”期间，向1200余名市管干部发送“廉政手机短信”，提醒他们“不准收受钱物、不准公款旅游、不准公款大吃大喝、不准参与赌博和迷信活动、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档消费和娱乐活动、不准借节假日和婚丧喜庆敛财”（5月3日《新京报》），我更怀疑这样的提醒也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