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12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自费刊播广告公开向选民征集议案的消息公布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周晓光的人大代表联系点现在人满为患，每天都要接到100多个电话和大量信件，接待好几批登门造访者。其中既有失地农民的控告，也有下岗职工的泣诉；既有请人大代表帮忙讨要社会保险费的求援，也有托他们关注城市"牛皮癣"的倡议。外地打来的电话占了80%，有的电话甚至来自四川、福建、江西等遥远的省份。初步整理的情况显示：腐败、“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等建议是普遍反映的焦点。面对这么多的人民来访，周晓光和她的"五人顾问团"犯难了。

    周晓光的犯难，一方面说明目前需要人大代表反映的民意和群众议案确实太多，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像周晓光这样能够公开征集议案、主动接近民意的负责任的人大代表又确实太少。这折射出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289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40多万各级基层人大代表，他们和社会公众（选民）的联系沟通渠道严重不畅。周晓光的犯难，就是一种民意"累积效应"的反映。

    不管周晓光现象反映了多么严重的民意累计，也暂不说沟通联系渠道该如何改进，透过这些表层现象，一个更加重大而严肃的问题突显出来--对人大代表的职业化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尽快提上我们政治改革的日程表！

    随着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走向自然就成了国家决策机构和思想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时候对“人大代表职业化”的理论设想和缓步地试探性推进（例如：全国人大在2003年初曾提出要设立20位真正职业化的代表来担任专职的人大常委，这些常委将专门从事人大的立法、监督以及法律解释等工作，而不再只是参加一下每年一度的人大会议或每年几度的常委会，但不知目前的运作情况怎样），曾经牵引了人们期待的目光。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项事业的改革步伐与中国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相比，明显滞后。现在，周晓光现象的及时出现，为我们将“人大代表职业化”提上政治改革的日程表并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在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人大的长期以来不能够行使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时候，人大代表职业化作为宪政框架下的政治民主话题就必然被提出。人大代表职业化成了充分落实公民参与权，体现国家立法决策的民主化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制度性问题。提出人大代表职业化的问题后，许多问题就表现得比较突出：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立法机构？与此相适宜的人大制度怎样建立？人大代表怎样选举产生、怎样真正有效落实民选？专职代表与"兼职"代表之间的职责如何区分？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的权责范围和具体职数？

    在此前的许多年中，人大代表职业化的问题也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现在，周晓光现象被广泛关注营造了一个理想的舆论环境。这个舆论环境又是在修宪启动、人们对参政议政的要求相应提高、要求廉政建设、要求政策透明、要求政府极其官员能够充分受到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同时，中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政一年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已经成为执政党的自觉追求，在此政治环境下，切实推进人大代表职业化这项基础性制度建设正逢其时！

    （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