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以褒扬的口吻报道了一些地区和部门开短会、少开会的消息。如上海就加强会议管理专门发文，规定市政府召开的部署性大会时间不超过两小时，交流大会每个发言、部门汇报每个议题均不超过15分钟。又如江苏省委书记在春节后召开的第一个有3000人参加的省级机关作风建设动员大会上“出乎意料”地只讲了10分钟，整个会议仅65分钟。再如，广西区委书记在全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上手写的一份“农民增收方”仅300字。

    这些无疑都是新的一年开始，各级党政部门响应中央“求真务实”号召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如能普遍做到，并持之以恒，当然是大好事。

    开会，古来有之，更是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抑或是主要的工作方式，也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表现，不可以没有。各国都开会，国家之间开会也不少。问题是像中国这样会议之多，之长，之大，之滥，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任何东西再好，用得不适当也会产生弊端。现在大官小官见面时，没有不叫苦连天，“会议太多了，会议太多了”。有不少人一天数会，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周末节假日还加班开会。中央为遏制“文山会海”，也不知讲话、发文多少次。但总是见效甚微，每次事隔不久一切照旧，甚至变本加厉。

    为什么会这样呢？值得研究。

    有人说，中国的“会议现象”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综合反映，也是党风不正的一种表现。因此，改进会风，必须从改进党风抓起，从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抓起。

    官僚主义，就是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不接触群众，不调查研究，习惯于和满足于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约占白分之九十的时间，决定和解决问题用约百分之十的时间。可现在很多情况是恰恰相反，不肯在调查研究上和深入思考问题上下功夫，而舍得在开会上花时间。由于脱离实际，对真实情况若明若暗，会议针对性不强或不准确，又反过来影响开会效果。

    教条主义，就是照搬条条本本，不注重结合实际开拓创新，表现在说话、写报告上带有浓重的党八股味。过去被批评的“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说话、演讲、写报告模式，演变为今天的“一中央怎么说的，二省委市委或部党组怎么说的，三地区或厅、局怎么说的，四县里怎么说的……”的模式。有许多单位年年写报告，岁岁订计划，在文件上抄来抄去，若比较一下，彼此差不多，即便有点新意，也淹没到冗长的八股式的文字之中。如此讲话、开会，会议怎能不长呢？效果怎能不差呢？问题是，大家平常说话，谁也不这样，为什么一到开会就这样呢？这可能与“心有余悸”，生怕漏了什么，生怕别人说自己不讲政治的心态有关。也可能与没有把基层开会与高层开会相区别有关。

    多年来，各种形式主义的会和会议中的各种形式主义，可以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什么动员会，总结会，表彰会，评比会，颁奖会，检查会，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办公会，碰头会，学习会，党内各种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种会，分管的地区和部门的各种会，述职和民主评议会……不一而足，还有许多想都想不到的会。有些会是必须的，但有许多会是“花架子”。“一把手”尤其忙，在什么事都要“一把手”支持、都要争取“一把手”参加的政治氛围下，如果什么会都参加的话，即使他们不吃饭不睡觉，时间也不够用。

    不良会风，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运用得不好也有关系。如果运用得好，可以提高会议质量，减少会议。

     会议多，与各级领导运用现代通讯手段不够也有关系。拿电子邮件来说，如果广泛应用，特别在中层、基层广泛应用，通报和交流情况之类的会议可以大大减少。

     会多，会长，会大，会滥，已成为各方面的沉重负担。它影响党风，脱离群众，劳命伤财。

     但愿这次煞不良会议风能取得比以往大得多、好得多的成效。

    （江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