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进中，一位普通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他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成为荧频上的主角。他之所以上了央视，是因为他给自己背了一个沉重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包袱。他成立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孤儿院，自任负责人，收养了52名6到14岁因艾滋病夺去父母生命的最终无人抚养的孤儿。朱进中的艾滋孤儿院是在一名南方志愿者的资助下于今年2月成立的。一直到8月，朱进中每月都能收到志愿者汇来的孩子们当月伙食费。可最近几个月不知什么原因，朱进中始终联系不上这位志愿者，伙食费全靠借来的钱维持。现在，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所能找到的一些相关机构的援助上。他曾经向当地有关部门求助过，但这些部门认为私人孤儿院不在管理范围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也曾经为孤儿联系过新的家庭，但又有谣言说他倒卖儿童，等到派出所调查清楚辟谣后又错过了领养时机。

    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了朱进中后说道：“据了解，由民间力量办孤儿院收养艾滋孤儿的做法已经有一些志愿者尝试，但实践证明，类似朱进中这样的孤儿院虽然可以暂时解决孩子们的生存问题，但无法解决运作中遇到的法律程序以及集体防疫等问题。有志愿者认为，由民政和妇联牵头，让一些符合领养条件的正常家庭收养健康的艾滋孤儿，才是解决艾滋孤儿生存、教育以及心理问题的根本办法。”

    记者的观点，其实也对也不对。对的是终于说出了体制与法律程序上的疏漏；不对的是，已经知道了这种体制与法律上的疏漏但又寄希望于依靠这种不健全的体制和法律来解决。

    朱进中是伟大的，因为他背上了一个本应该由社会来背的包袱；但他又是不幸的，他的遭遇在情理之外，但却在法理之中。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个人承办社会慈善事业的善举，应该获得社会各方（包括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但朱进中很不幸，没有获得这种支持，这就是在情理之外；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上，就从来没有过对于这种个人慈善事业给予支持的规定，也没有一个可参照的法律条文，所以说，朱进中遭遇困境是正常的，是法理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当代中国，可以说，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和捐助事业。长期以来，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主导下，政府采取的是大包大揽的社会公共管理办法，人的生老病死什么都由政府来考虑了，这种体制设计下的慈善事业，基本上是政府管理工作的延伸，而不是对政府管理工作的补充，类同于政府的一个机构或部门。所以每遇救助，人们想都不想就会由衷说出“感谢党，感谢政府”的话。对民间的慈善事业和捐助事业，虽然政府从来没有阻止过，也在荣誉上给予过鼓励和肯定，但从来也不知道该在政策上给予怎样的扶持，该在法律上给予怎样的鼓励和规范，甚至一些地方民政部门还因为民间慈善事业和捐助事业曾出现个别鱼目混珠的事情，而认定所有的民间慈善机构都是无组织、无政府的行为，进而采取政策上的抑制。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政府是不是可以为民间的慈善机构提供经济支持。其实，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常见，政府只要拿出一点钱，具体的机构运作由民间机构自己按照法律规定办，这样，政府负担也比较轻，又倡导了慈善救助事业在民间的良性运转。

    实践证明，任何政府的管理都是一种有限的管理，永远不可能对所有事情大包大揽，要不断调动和吸纳来自民间的力量，同时也要对民间力量给予持续的支持和扶持。但很不巧的是，我们现在又偏偏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许多政府部门既没有找到符合国情的扶持、鼓励民间慈善事业和捐助事业的办法，也没有一个愿意和民间合作的平等立场与愿望。问题还远比这要复杂，这么多年来，我们各地方的立法机构与政府决策部门始终对这个问题的忽视，更加令人吃惊。我们没有慈善法、没有捐助法，社会总好像缺少那么一点点温情，甚至时不时还会暴出点猛料。就在几天前，大连与南京的“尸体工厂”事件暴光后，许多人都在呼吁中国应该制定《遗体捐赠法》，其实，何止遗体，所有的民间捐助、捐赠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鼓励，所有的接受捐赠、捐助的个人与机构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行为约束。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朱进中的个人善举触到了体制疏忽的冰凉夹缝中，也还有更多的民间慈善事业的热心人士，在情理之外法理之中的困境中踌躇。一个追求文明繁荣的民主国家，应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康劲）

编辑：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