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修改《劳动法》的议案，其主要内容涉及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改革，他指出，现行制度规定６０天以内不申请仲裁就失去了仲裁的权利，大大限制了劳动者的权利，建议延长。３月３０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指出，不少人想打劳动争议官司，但是不敢打，原因就是劳动争议仲裁存在着“跑马拉松”问题。方潮贵指出，改革必须涉及劳动争议仲裁实体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行政、司法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

　　我们很高兴此一改革先声发自广东省。据悉，广东省１９９９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是３·５万件，２００１年是４·５万件，去年更上升到５·８万件，广东省的劳动争议案件占了全国的１／３，劳动争议案件的涉案标的很大，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为１５亿元，仅去年就达９·３亿元。无疑，数目如此庞大的劳动争议案件不可缺少一种可操作性强并趋向公平的机制保障，因此，改革现行仲裁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就成了当务之急。它不仅因为现行的仲裁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更因为非实体化的仲裁机制有碍“减缩社会代价”的重要原则。

　　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所谓“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的范围的办法。劳动争议事件是社会领域出现的一种矛盾纠纷现象，正因为此，仲裁机构应运而生。在社会学的层面上，仲裁机构的使命就是化解矛盾，实现公平。那么，到底是使矛盾得到缓解或消弭，还是使之得到激发或扩大，无疑关系到社会代价的低或高。

　　不容回避的是，由于一些地方仲裁制度乏力，存在着一种社会代价居高不下的现状。近年来一直高热不退的“欠薪”话题，以及屡屡发生的一些企业明目张胆地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情，一定程度地暴露出制度设计的不足，从而导致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一方面，因为权益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承担更重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无法起到决定性的公平裁判作用，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形成了某种对立的局面，不仅已经威胁到社会强者的既得利益，而且也加大了社会本身的运行成本，使得社会为谋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愈发沉重。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仲裁机构本身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也增加了这种社会代价。正如方潮贵指出的，目前一些仲裁部门“机构设置、人员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基层仲裁员，达不到职业化的要求，制约了劳动争议仲裁工作的开展”。

　　从机构设置的用意来说，仲裁的职能就是尽可能地减缩一些不必要的社会代价。应该说，现行的仲裁体制在减缩社会代价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体制渐渐显出不大适应的一面来。那么，改革现行仲裁体制，完善仲裁职能，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减缩社会代价，更能体现社会管理与时俱进的要求。从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的议案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

(本报评论员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