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3月20日刊发束学山先生《从梁锦松购车风波看官员的“有罪推定”》一文（新华网当天转载），其中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对他使用“有罪推定”这一概念，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决不仅仅只是个简单的语词问题。 

“有罪推定”是跟“无罪推定”相对的一个司法概念。故要想明白何为“有罪推定”，得先搞清楚什么是“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及被侦察或被调查人）在未经法院终审判决确定其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或被假定为无罪。而“有罪推定”则恰恰相反。早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里（第九条），就明文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此后它陆续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后来还正式被1966年联合国通过，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也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无疑，这一原则也被英国人带到了香港。而且，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罪推定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怎么时至今日，还会有人认为在今天的香港特区，存在着一个“对政府官员的‘有罪推定’的制度安排”？还会有人认为香港公众对官员的“有罪推定”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思维习惯”？ 

按该文援引的报道说法，“3月17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调查梁锦松涉嫌‘买车避税’事件”。我认为这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廉署只是对梁锦松进行例行调查，并没有说他犯了什么罪，用的只是“涉嫌……事件”这样的措辞，怎么就扯到“有罪推定”上了呢？假如警方对一个普通公民进行正常的刑事调查，你会不会说那是“有罪推定”？我不认为这只是作者的一个笔误，也不认为是某种修辞手法。我相信作者对上述有关司法原则，确实存在着不正确的理解。况且，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时评文章中看到过类似说法了。甚至还曾发现有作者正而八经地在文中质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单单对官员“有罪推定”？这说明类似的“误会”还真不少，故很有必要加以澄清。 

其实，由于政府官员掌握着某些公共权力，拥有比普通民众更多的信息资源；理论上，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利用那些权力和信息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因此公众就有理由对他们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进而对其一举一动都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时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某种对公共官员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这既是合乎人情事理，也是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但很明显，它跟司法领域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因为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总之，把有关机关对政府官员某些行为的正常调查，说成是对他们的“有罪推定”，看似小事一桩，实则大谬不然。（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