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3月1日的一则电讯令我十分吃惊：国务院近日决定，在第一批取消789项行政审批项目的基础上，再取消406项行政审批项目，另将82项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就是说，自2001年10月以来，国务院已连续两批公布取消审批项目1195项，加上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的82项，共1277项。 

这还仅限于中央政府管辖的范围，尚不知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究竟还管着多少审批事项，以及已经取消了多少自定项目！可清理的空间如此之大，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项目不但未减，有可能还越来越多了（当然，合乎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精神的新立项目，不在此例），这足以令人深思其中的成因。我想问题大概还是出在制度上。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底哪些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哪些事项不能设定行政许可，对此我们一直就没有从法规层面上给予回答。国务院直接实施的上述两次大的清理行动，令人欣慰和鼓舞，但说到底那也只是政府的“自觉”行为。假如它（当然也包括地方政府）“不自觉”，或者说，假如它“自觉”了两次以后，又停了下来，又开始积累起新的审批项目来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记得去年8月下旬，有一条相关消息着实让国人兴奋了好长时间。该消息说，首部“行政许可法草案”已被正式提交是时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该草案对设定和不能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作出了原则规定。一时间，评论风起，民间对该议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该议案最终并没有变成法律。或许是因为，立法机关以为时机尚不成熟吧。但我还是以为，尽快制定一部《行政许可法》，从法制层面，而不是从政府自己出台的政策层面上，对行政审批行为进行规范，是很有必要的。简单地说，理由有三： 

第一，节约行政成本。我国行政机构庞大，行政事业费用在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过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行政管辖范围太广，审批项目过多，过细，关隘重重，繁文缛节，费时耗力，劳民伤财。根本原因即在于法规的缺失；靠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舆论微薄的力量，是很不够的。 

第二，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现代社会是个结构复杂、分化加速、联系密切、价值多元的社会。政府只是诸多社会管理主体中的一个。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通过规范、公正的中介机构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则应当通过中介机构自律去解决；即使是市场机制、中介机构自律解决不了，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问题，也要首先考虑通过事后监督去解决。行政机关大包大揽，不光是效率低下，还很容易滋生腐败。 

第三，合乎便民原则。这要审批，那也要审批；行政相对人就像牵线木偶似的，被你今天支到这儿盖个章，明天派到那儿递个表，后天又请到什么衙门去坐坐冷板凳，这无论如何跟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去甚远。而要根本改变这一现象，没有刚性的法条规范，是万万不行的。这也是我在此呼吁《行政许可法》尽快出台的一个重要动因。 （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