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版日记原稿(钱里月拍摄)
去年8月，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的7本亲笔日记和1本影集被宣布首次发现地和首次出版地是中国，引起轰动，并被专家极力推荐到日本出版。时近一年，刚刚面市的《读书》杂志7月号却发表了学者钱里月的文章，指出这批所谓尘封在中国68年之久的独家手稿，早在17年前，就在日本被全文刊登过。因此，手稿是否流出过中国，是否存在两套手稿，原收藏者王襄究竟是谁，顿时成了悬念。而当记者就此事采访手稿收藏者樊建川后，却又得出一个更令人惊愕的推论:该手稿可能在中日两国间秘密来返超过两次。
手稿并非始终留在中国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荻岛静夫日记: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前，荻岛静夫日记和影集的收藏者、民间收藏家樊建川这样描述收藏过程:天津有个叫王襄的先生自1950年起就收藏了一套“鬼子战地日记”，完整记录了荻岛静夫1937年到1940年间进攻、扫荡、杀人、放火等恶行。2004年夏天，王先生托文物商人主动联系我，并很快谈定了价钱。经过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沈庆林等5位现代文物专家的鉴定，该手稿为真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然而近日，学者钱里月却在《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流传》一文中指出，“这套首次发现地和出版地均为中国的《荻岛静夫日记》，其实17年前就已经在日本出版过。中国版附有1本影集和7本日记照片，手稿直接从樊建川处所得，日本版也附有7本日记的照片，但从未提过还有影集的存在，且日本版编者称手稿原物直接借自荻岛家族。假设二者为同一物体，那么，1950年起就由天津王襄保留在中国的手稿，怎么会在1989年被拿到日本出版呢？而且怎么会在日本出版后，又于2004年神差鬼使地在中国被发现呢？”钱里月还认为:“中国版只翻译了原作60％，假设中国版与日本版所依据的手稿相同，则可推断，中国版的编者删减了部分内容。”在仔细阅读被删减的部分，尤其是被完整删掉的最后101天的日记，钱里月惊讶地发现，不仅荻岛静夫归国返乡，而且日记也跟着他一起回去了，并且一直带在身边。这和中国专家、读者普遍认为的手稿从一开始就留在中国相差甚远。
存在两套手稿可能性很小
钱里月还大胆提出一个假设，会不会有两套手稿？理由除了日本版闭口不提影集外，还有在中国版中，收藏者樊建川、译者袁定基、责编脚印均指出“荻岛静夫用铅笔作为书写工具”，然而日本版的编者却指出“用钢笔记得一丝不苟”。另外，日本版手稿照片中，封底上端横印的英文“memorandum”清晰可见，但中国版手稿照片中，却只在封底下端显示有一排无法识别的字符。
“我很感谢钱里月提供了这么多的新发现，这是好事。但我认为手稿肯定只有一个，谁日记会写两遍？”樊建川告诉记者，“我前面又重新取出手稿看了下，之前我的表述可能有误，手稿大部分文字确实是钢笔所写，很小一部分是铅笔写的。钢笔写的那部分由于时间长了，比较淡，看上去像似铅笔。”至于封底字符的排列，樊建川不愿对此做出回答，称是否一致根本无所谓，他收藏的手稿肯定是真的，日本编者的话不一定能信。“据我推测，手稿1940年随作者回到日本后，1950年又流入了中国，被天津王襄收藏。随着七十年代中日建交，这部分手稿可能被荻岛静夫的后人带回日本出书，直至1989年后再次流入中国。只有这么解释才说得通。”
原收藏者王襄究竟是谁？
樊建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曝出一个重大线索:“关于王襄，首先肯定存在，因为手稿中夹的纸上盖有‘王襄1950’印章，这个印章鉴定下来肯定是那个年代的，而且没有必要做假。另外有两点值得关注，一，这个王襄可能就是我国大收藏家、中国第一代甲骨文学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二，影集中拍有荻岛静夫好友兼翻译王先生的一张照片，这个王先生可能和王襄有关系。我已将钱里月的文章寄往王襄所托的那个文物商人了，希望他能够开口。”
（许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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