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人针灸残碑拓片(局部)
日本东京针灸铜人——粗看似真,细究则伪
20世纪70年代,专家们发现一条令人兴奋不已的信息:1936年,中国针灸学者承淡安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发现一具针灸铜人,其文字说明为:“制作年代不详,据传由中国渡来者。”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也认为它是中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
或许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答案就在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的身上了。
1980年春,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也是用青铜铸成,体腔内原有木制的脏腑因年久失修早已损坏。
铜人体表分布经穴,由黑漆涂记的经脉线相连。每个经穴有凿穿的小孔,标有穴位的名称,并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354个穴名全部相符,具体的定穴方法也完全相同。
但它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很大的差异:
它的身体不是由两部分而是由12个部分组成;手臂的姿势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同;总穴位名称达365个,多出11个;穴位名称不是雕刻而是以涂料书写而成;其铸造工艺及制作水平远胜于我国宋、明、清三代铸造的针灸铜人。
这具针灸铜人身高只有1.62米。与专家推测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身高173-176厘米之间相差甚远。
根据以上分析,专家断定日本东京这具针灸铜人不是中国“宋天圣针灸铜人”。后来,专家们发现了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最后推测: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铸造的。
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对这具铜人的说明已经作了如下修改:“铜人形,江户时代18世纪。” 至此,追踪“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努力又陷入了困境。

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
该碑1971年在拆除明代城墙时发现。原在宋汴京大相国寺内存放,金灭北宋后带至燕京。此图经的编纂工作,完成于宋天圣五年(1027),天圣六年(1028)摹印颁行,同时范铸铜人模型,并在身上刻示经穴位置和名称,而后再详述主治和疗法,按图考经十分科学。这些残断石经经过复原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和承认
俄罗斯圣·彼得堡针灸铜人——艰难求证,终得正名
1965-1971年,从北京旧城墙地基相继发掘出土7块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
既然《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被用于修建城墙,那么就有专家大胆推测:“明正统针灸宋铜人”仿制完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很可能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一样,被当作废品扔进了熔铜炉,化作铜水永远消失了。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明正统针灸铜人”就成为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踪迹的关键所在。 到了清代,
“明正统铜人”仍然受到极大重视与尊重。它不仅被称为“铜神”,还专门修建了一幢“铜神殿”。它在明、清的太医院中珍藏了450多年。
然而,劫难开始了,清光绪《太医院志》记载:“太医院之有范铜铜人......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遭到洗劫,清太医院被俄国占作使馆区。显然“明正统针灸铜人”极有可能就在这时被掠走了。
为弥补“明正统铜人”被劫的重大损失,清光绪三十年又仿“明正统针灸铜人”铸造了一具,也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于1958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寻访过程中,专家们意外得到一条线索:1958年,中国孙震寰医师访问前苏联时,曾在一个博物馆见到一具中国古代铜人,可惜没有带回只言片语资料。
几年前,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具中国明代铜人。虽然配图与“光绪针灸铜人”完全相同,但是,黄龙祥仍然推测这具针灸铜人可能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
2003年初,黄龙祥、徐文斌等三人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当他们走进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展厅时,只见一具铜人立在大厅的中央。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
经过细致考证,发现圣·彼得堡针灸铜人的姿势、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基本特征完全吻合。铜人高175.5cm,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吴元真先生考证的“宋天针灸铜人”高度175cm极其相近。
标示出发际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具针灸铜人有精雕细刻的头发,并标示出前后发际。这在目前发现的国内外官修的针灸铜人中是惟一的一具。
据《太医院针灸铜人像沿革考略》记载,明末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头部被毁伤,至清顺治年间才被修复。而这具针灸铜人也有一条通贯颈项的裂痕,以及清晰的修补痕迹。
明英宗时,历经400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已经昏暗难辨。而“明正统铜人”距此时已561年,这具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用肉眼也已很难辨认。
这具针灸铜人的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符合。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存的针灸铜人中,只有这具针灸铜人能够完成“针入汞出”,而且方法简单、稳定实用。
既然这具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似,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
史书记载:“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时,正值章献刘太后临朝。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通”字,为避父讳,特意将针灸铜人身上的“通天”穴名,改为缺笔的“通”字。同时仿制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中的穴名“通”字也均缺笔。
但经红外线照相检测,发现这具针灸铜人“通天穴名”不是缺笔的“通”字,而是正确的写法。由此推断,这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专家们经过不懈的追踪和艰难的考证,终于认定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是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
中国中医针灸研究院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方面索回“明正统针灸铜人”,但遭到婉言拒绝。
为此,专家们决定重新仿制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黄龙祥所领导的课题组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成功复制出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
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发现和重铸,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它不仅使人们知道1000年前中国宋代医学家对《针灸图经》文本的理解,也使现代的针灸学者了解宋代在腧穴定位方面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