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约40厘米，最深可掘至地下20米，在洛阳邙山地区，这样的盗墓洞随处可见。图/李列

    2004年8月1日，洛阳市北郊洛龙区商屯村，距离著名的龙门石窟不过两三公里。

    走进村北的玉米地，不时可见直径约40厘米的圆洞，这些洞有的已被泥土淤埋，有的则洞壁光滑，四周堆着新翻出的黄土，深浅大约四五米。

    “这就是盗洞。”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队长朱亮介绍说，750平方公里的邙山地区，古墓总量足有几十万座，而此地的一些农民，长年累月地挖掘着盗洞。

    朱亮说，盗墓者通过洛阳铲来分析地下的土层变化，以辨别是否有古墓。然后，用两种办法挖洞，一是系一小包炸药放入洞内，引爆后便可将土层挤到周围，形成可容一人上下的洞穴，二是直接挖出一细洞，然后由身材矮小、瘦弱者下入洞中盗取墓葬品。

    据称，这样的盗洞，最深可掘至地面以下20米。记者现场所见证明，商屯村的盗墓者，并没有因为一年前有村民被捕而停止行动。2003年1月14日晚，商屯村村民张彦森、张利杰被拘。

    警方随后查明，上述两张在商屯村村北田野中曾盗掘数座古墓。其中，张利杰被拘前一个月，曾从一处唐代墓葬中大有斩获，所盗文物包括两件黄白釉骆驼、两件黄白釉骑马俑、两件白釉马，还有一件三彩武士俑、一件三彩文官俑以及四五件小俑。

    此为“12·10”专案组首次发动大规模抓捕行动。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证实，当晚在商屯村虽抓获张利杰、张彦森两人，但该村被警方列入盗墓嫌犯名单者不下10人，至少七八人在逃。

    此时的“12·10”专案组，由当时的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张程锋任组长，相关副厅长和刑警总队队长等负责人组成专案领导小组，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具体负责查办案件，洛阳市公安局从各县市公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了调查组。

    2003年1月份的专项抓捕行动中，警方认定的主要嫌犯宋彦庆落网，此外抓获几十名涉嫌盗墓、倒卖文物的犯罪嫌疑人、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的文物144件，查封冻结主要犯罪嫌疑人赃款赃物、房产有价证券等700余万元。

    “12·10”专案组当时认定，以宋彦庆、宋彦彬兄弟为首的文物犯罪集团，形成了四级体系的盗卖网络。

    商屯村村民张彦森、张利杰被认为属于这个盗卖网络的最低一层。这些洛阳郊区及孟津、偃师等周边县市的农民，以各自居住地划分势力范围，在附近乡镇的田野盗掘古墓葬，以非法获取地下文物。

    按专案组的看法，这些农民是被人组织起来盗墓的，组织者正是那些文物贩子。张彦森、张利杰挖出的文物都卖给了同一个人———洛阳铁路分局水电段退休工人，52岁的海干民。

    专案组警员认为，仅在洛龙区商屯村，被海干民组织来挖墓的农民就达10余人，而海这样的文物贩子是盗卖网络的第二层，他们懂鉴定，也懂行情，一般通过相对固定的下线组织盗掘古墓，或者负责收集“圈外”盗墓者手中的零散文物。

    在海干民这样的小文物贩背后，宋彦庆、宋彦彬兄弟构成了盗卖网络的第三层。按一份官方材料的说法，宋氏集团控制了洛阳地下文物流通渠道，垄断了洛阳倒卖文物的黑市。专案组警员从两个方面提供了事实以证明宋氏兄弟在洛阳文物黑市上的垄断地位。

    1997年秋，文物贩子马好强在洛阳白马寺董村收购了一口北魏时期的石棺，上有龙和弓箭图案浮雕，宋彦庆听说后带领何建康等10余人持五连发猎枪、棍棒驾车前往，马好强见状，表示退出，宋彦庆当时没有带钱，又逼马好强垫付24万元将石棺买走。

    2001年8月，广东文物贩子“阿明”在洛阳花15万元购买了6件文物三彩马上人，带回广州卖了两件后，当其他买家得知文物不是出自宋氏兄弟，均不敢再购买此文物，后阿明将其余4件文物拿回洛阳，通过宋氏兄弟的“下线”卖出。

    与宋氏兄弟形成稳定交易关系的广东文物贩子，被认为是盗卖网络的第四层。这一层面的人物，直接把持文物走私出境通道。

    专案组警员证实，宋彦庆强行收购的北魏石棺，就是通过郑州一名文物贩子“小安”以75万元的价钱卖给了澳门买主李某，李以100万元又卖给台湾的王某，致使该文物流失国外，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提供的材料，每年大概有10万件以上的非法出土文物先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和甘肃这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再从这些地方通过铁路输往广州、深圳、福建等地，最后经过海路和航空货运抵达香港和台湾。

    有证据显示，宋氏兄弟在垄断洛阳文物黑市的同时，还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山西长治、晋城和陕西西安等地。

    12·10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宋彦庆、宋彦彬兄弟与洛阳市刑警支队原缉私大队队长曲某有些蛛丝马迹的联系。

    专案组人员讲述了一个细节。曲某办公室里曾陈放着一件价值很高的大型根雕，后来不知去向，而专案组警员抓捕宋彦庆时，在其住处发现了这一根雕。

    另据洛阳市刑警支队人士指出，1998年10月，宋彦庆通过孟津县文物贩子黄俊民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广州陈钧圣两件一道釉野马，事发后，黄俊民和陈钧圣两人均被曲某所领导的刑警支队缉私大队（第四大队）作了处理，而获得绝大多数赃款的宋彦庆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第三个引起专案人员怀疑的事实是，曲某和宋彦庆、宋彦彬兄弟曾多次同去香港。

    至2003年，曲某担任洛阳刑警支队缉私大队队长达10年，专门负责打击全市的文物盗卖活动。而宋氏兄弟倒卖文物发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他因为打击倒卖文物犯罪分子，自己都成了文物专家。”与曲某熟悉的洛阳警员张建军介绍说，曲曾到北京、石家庄等高校讲学，还曾撰写文章痛斥倒卖文物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据本地媒体报道，曲某曾从香港拉来捐款在洛阳建设了四所希望小学。报道称，捐资者为香港警察。张建军解释，曲某曾两次到香港接收被倒卖的文物，因此结识香港警察。

    2003年下半年，“12·10”专案查办过程中，曲某离开洛阳，其本人对同事自称是被借调到省纪委工作。

    洛阳市刑警支队有关负责人提供的说法是，洛阳市公安局曾多次通知曲某回单位接受调查，但均被拒绝。2004年12月8日，记者在洛阳豫东大酒店与这位备受争议的原缉私队长见面。

    曲某认为，宋氏兄弟案根本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文物案，而关于他本人是保护伞的传言，更是无中生有。

    “如果我有一个案子办得不对，存在包庇行为，我的保护伞也当定了，肯定也进去了，可事实证明，我没有问题。”曲某说，专案组曾将他10年来的办案卷宗查了一遍，未曾发现任何问题。

    对于那件惹人起疑的根雕，曲某称，那件东西价值不过50元钱左右，是他从宋彦庆那里借来玩玩的，不过一周时间便送回了。他说单凭一块根雕并不能说明什么。

    对于黄俊民、陈钧圣案中没有处理宋彦庆一事，曲某表示，案子是他手下的中队处理的，宋彦庆有没有涉案，卷宗中都有很明确的记录。

    至于与宋氏兄弟同去香港的问题，曲某解释说，那是应香港某组织邀请，由宋彦庆为一些画家出资，到香港参加研讨会。他本人是以洛阳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研讨会，但费用是自己负担的，与宋家两兄弟都是“各走各的”。

    另据“12·10”专案组调查，1999年4月，湖北省钟祥市“娘娘坟”被毁，52件珍贵文物被盗，洛阳文物贩子蔡武堂涉嫌倒卖了其中46件。

    2003年春天，洛阳警方对蔡武堂进行抓捕时，发现曲某和蔡在洛阳市牡丹大酒店同住一室，当时蔡武堂逃脱。

    曲某对记者否认曾与蔡武堂同住一室，但他表示，蔡武堂和宋氏兄弟中的老大宋彦彬都是他的线人。

    曲某说，在他担任缉私大队队长时，曾在整个洛阳文物黑市广布耳目，由此才能掌握诸多线索进行破案。他解释说，这些线人必然是从事文物买卖又不构成犯罪，这样既能提供信息又避免自己陷得太深。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全国发生盗挖古墓案件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12·10”专案组成员的亲身体会是，查处文物盗卖案件，取证难是最大的障碍。

    据介绍，通常情况下，文物一经出土进入倒卖流通环节，在没有第一现场的情况下，警方便很难掌握其流向，文物一旦流失国外，更难寻其踪，找不到文物持有者，就很难逆流追查。

    而警方在顺流调查时，只能依靠盗墓者或者文物贩子的口供来取证。一个事实是，就一件被盗地下文物而言，如果文物贩子和盗墓者均保持缄默，那么警方也很难认定盗卖事实。

    宋彦庆、海干民两案的判决书显示，法院在认定倒卖文物行为时的依据主要是涉案人员的口供。由于案件时间跨度大，一些被盗卖的文物早已流失境外，文物部门出具的鉴定书甚至都只能提供间接的认定———根据所盗墓葬的年代或出土的文物来判断流失物的等级。

    相关事实是，商屯村村民张彦森被指控于2002年11月盗掘古墓，由于检方未提供对墓葬的鉴定，张本人当庭否认后缺乏其他证据，法院判决时未予认定。

    两份判决书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警方在宋彦庆、海干民两人家中均查获大量文物，其中宋彦庆家中搜出白陶牛车等三级文物12件，青花瓷瓶等一般文物41件。但焦作市中级法院认为，对于该部分文物，没有证据表明其有主观牟利的目的，不能认定其收藏文物的行为即构成倒卖文物罪。

    换言之，对于查处文物案件的警方人员而言，“人赃俱获”的机会微乎其微。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名民警说，这种情况给破案带来很大的压力，其结果必然是查处挂一漏万，让很多文物贩子逍遥法外。

    作为中国、河南省两级收藏家协会会员，宋彦庆案发前在洛阳市投资兴建了一处大型文化城———洛阳纵横文化城。

    这个纵横文化城坐落于黄金地段洛阳青少年宫旁边，四层大楼占地约2000多平方米，一楼经营茶社，二楼经营桑拿按摩美容沐足等服务项目，三楼曾是当地第二大文物交易市场。

    在“12·10”专案组调查人员看来，宋氏兄弟正是利用这个文物交易市场来“洗白”非法盗取的地下文物，因为根据口供，许多非法文物交易就是在这个市场中完成。

    2003年初，警方人员曾多次对该文化城展开大规模夜间搜查，但除查获宋拥有大量文物外，并未查到交易中的文物倒卖行为。

    根据嫌犯口供，“12·10”专案组一度认定宋氏集团成员涉及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149起，涉及文物达1116件，交易额达1363.3万元。但相关指控与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显然有较大差距。

    “种了一棵大树，摘了一颗小果。”洛阳市公安局法制处政委张建军认为，“12·10案”的查办动作太大，取证不足。

    宋彦庆的二哥宋彦海则称，宋彦庆只是爱好收藏文物，在行使一个文物市场物业管理者的职能时，参与倒卖了几件文物，而被洛阳警方捏造成一个文物倒卖集团的首犯。

    而警方在查案时大量依赖口供，也令宋氏家属产生刑讯逼供的程序性质疑，宋彦庆在判决后迅速保外就医，亦与此有关。

文物盗掘走私猖獗 国家紧急出手整顿文物流通

    洛阳警方一度认定宋彦庆、宋彦彬兄弟团伙涉及203人，涉嫌各种罪案161起，但经检方批捕者仅27人，法院判决12人。

    记者调查发现，有关警方打击盗掘古墓葬及倒卖走私文物行为，取证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地下文物一旦进入市场，非法盗掘的痕迹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转手中不断洗刷。对于警方而言，人赃俱获的机会微乎其微。

    警方人士进而指出，手握文物暴利的违法分子，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为案件查处制造重重阻力。在这个中途搁浅的部督文物大案背后，中国文物保护法律暴露出打击力不平衡的问题，文物贩子和盗墓农民，其获利状况和刑罚风险并不对称。就此，参与文物法制定的权威人士指出，要严格国内文物执法，重点打击文物走私集团的幕后指挥者。

    2004年岁末，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消息也显示，国家正在着手整顿文物流通市场，以期从源头上遏制日渐猖獗的盗掘走私问题。

    河南洛阳，九朝故都。城北邙山一脉，绵亘190余公里，土厚水低，宜于殡葬。

    古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此地为历代帝王显贵埋骨之所，所谓“邙山无卧牛之地”，正是指陵墓密集的程度。

    然而，盗墓行为也恰与洛阳的墓葬文化相始终。百多年前，邙山南麓马坡村盗墓贼李鸭子发明一种半圆筒形的铲子，将这种铲子接上一节节的木棍，可查勘数十米地下的古墓。这就是洛阳铲，今日的考古专家仍叹服这种简单工具的效能。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盗掘地下文物的现象一度偃旗息鼓，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盗墓再度猖獗。按洛阳市第二文物队队长朱亮的说法，如今的邙山古墓群，已是“十墓九空，甚至九九空”。

    2002年底，一封海外商人反映洛阳盗掘古墓、走私倒卖文物犯罪猖獗的举报信引起公安部重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作出批示，当年12月10日，公安部刑侦局召集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负责人召开专门会议，要求查清洛阳经广东直通境外的文物盗掘、倒卖网络。此为部督“12·10”专案。

    河南省公安厅随即成立专案组，洛阳市公安局具体负责案件的侦破。

    2004年9月，被洛阳警方专案组指控为洛阳文物倒卖集团首要人物的宋彦庆保外就医，时距其案件判决不足两个月。判决中，宋以倒卖文物及非法拘禁两项罪名，被判处徒刑5年半。　宋彦庆之兄宋彦彬，专案组认定的文物集团另一头目，至今负案在逃。洛阳警方一度认定宋彦庆、宋彦彬兄弟团伙涉及203人，涉嫌各种罪案161起，但经检方批捕者仅27人，法院判决12人。而“12·10”专案组此前遭遇种种阻力，工作已陷停滞。

    2004年8月及12月，记者两下洛阳调查，与专案组警员及盗墓者、文物贩卖者家属均有接触，案件疑云重重至今尚不明朗，但已可窥见现行文物体制下，警方打击盗墓行动之艰难，而文物盗卖链条所形成的巨大利益，更足以令操纵者掌握与强力机构相博弈的力量。

    宋彦庆、宋彦彬两兄弟的垄断地位如何形成？

    “12·10”专案组的审讯口供显示，一些文物贩子必须通过宋氏两兄弟进行交易，否则很难逃过公安机关的处理。专案人员还发现，在洛阳从事倒卖文物活动者，大都受过公安机关不同程度的处理，但宋氏两兄弟却是个例外。另一种情况是，宋氏两兄弟的手下被公安机关抓住，也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洛阳民间，人们对宋氏兄弟“两红两黑”的特殊背景格外关注。宋彦庆在家排行第三，宋彦彬是其大哥。而家里的另两个亲生兄弟均为洛阳当地警员。

    老二宋彦海现任洛阳市孟津县公安局政委，主管纪检；老四宋彦红，原为洛阳市刑警支队民警，2004年调入洛阳市公安局新成立的禁毒支队。

    据宋彦海、宋彦红本人向记者透露，“12·10”专案发动抓捕行动时，他们两兄弟均曾接受洛阳市公安局问询。2003年1月13日晚，专案组发动的首次抓捕行动中，宋氏两兄弟均未落网。

    “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了，说我通风报信。”宋彦红回忆说，当时找他谈话的就是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和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谈话结束，他被暂停工作。

    1月28日，宋彦庆被抓捕归案。“如果我通风报信，他们怎么能抓住我哥？”宋彦红说，虽然他当时在刑警支队工作，但他并不清楚案件的情况。一个月后，他恢复工作。

    宋彦海则将谈话的内容概括为“主要领导肯定了我的工作，让我放下压力。”但他事后得知，他在孟津县公安局的财务情况被暗中调查过。“如果我有1000块钱的问题，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跟你讲话了。”宋彦海说。

    按“12·10”专案组提供的说法，宋彦彬、宋彦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倒卖文物活动，并因此起家。

    但宋彦海、宋彦红均表示，只知道两个兄弟做生意，但对他们倒卖文物的情况毫不知情。“如果之前知道三哥倒卖文物，肯定会予以制止，如果他不听，我们肯定就翻脸了。”宋彦红说。

    宋彦海、宋彦红两人也否认自己充当兄弟的保护伞。宋彦红认为，这种没有根据的传言甚至波及了他的岳父。据介绍，宋彦红岳父潘汉平，原任洛阳市主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现任洛阳市政协主席。

    但至少从案件判决的情况看，已很难用“从事文物买卖又不构成犯罪”来概括宋彦庆、宋彦彬兄弟的行为。宋彦彬既已逃亡，宋彦庆被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7起倒卖文物罪行，随后在法院判决中均被认定。

    对于宋彦庆5年半的量刑，焦作市检察院公诉科一位人士认为“距离当初想象的判决结果相差很大”，而作为查案方的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人员则直言判决太轻。

    洛阳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指出，我国目前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重两头轻中间”，对文物倒卖人员难以形成震慑。所谓“重两头轻中间”，是指对于文物盗卖的整个过程，盗墓和走私处罚重，倒卖处罚轻。

    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盗墓的量刑则重得多，为三年以上直至死刑。而对于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量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上不封顶。比照洛阳上述文物案相关判决，盗墓农民与文物贩子的刑罚和非法获利并不对称。

    农民张利杰等三人将盗得的黄白釉骆驼等十多件文物卖给海干民，得款5万三人平分；而海干民一转手即独自获利5.8万元。同时，海干民还从多起盗墓行动中收购地下文物并获利。

    对比判决结果，张利杰获刑四年，罚金一万元；海干民获刑三年，罚金四万元。张利杰家属就此认为其量刑过重。

    宋彦庆仅北魏石棺一单已非法获利51万元，其余各宗认定倒卖文物罪行，获利均在数万、数十万元不等。而其量刑为五年半（含非法拘禁罪并罚一年），罚金10万元。

    洛阳市文物局第一文物工作队党委书记史家珍认为，在这种法律现状下，文物贩子宁愿冒着被抓的危险从事暴利的倒卖活动，因为几年牢狱有可能换取一生安逸。

    问题的另一面是，洛阳周边农民收入不高，一些农民在文物贩子的利益诱使下挖墓，一件文物一般获利几百至几千元，被抓后即被重判，但他们赌的是警方查处“挂一漏万”。

    洛阳市公安局警员透露，2004年12月初，洛阳郊区几名农民拉着一车白菜被截停，挪开白菜，几件泥土斑驳的瓶罐暴露出来，农民们承认，那是刚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更早前的1998年春节，洛阳市郊唐太子墓恭陵被炸药炸开，这被认为是继军阀孙殿英盗挖清东陵之后最触目惊心的盗墓大案，而盗墓农民事先就得到了香港、澳门不法商人的“订单”，不到一个月，盗挖的文物出现在香港拍卖市场上。

    2004年12月，“12·10”专案组一位负责人与记者交流案情时表示，要达到公安部要求，查清洛阳经广东直通境外的文物盗掘、倒卖网络，难度一在线索，二在经费。

    这位负责人的意思是，要上追多年前的盗墓案情，下追文物贩卖者层层倒手的流通渠道，办案者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出乎这位专案人员预料的是，经费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影响了“12·10”专案的进展。

    2004年春，河南省有关部门进驻洛阳查处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小金库问题。相关调查显示，此前10年间，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共存有总额约1600多万元的账外资金。

    对于这笔账外资金，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解释说，刑警支队曾长期存在办案经费缺口，后经市政府有关领导同意，刑警支队先后成立烟草中队、电力中队，配合烟草和电力部门打击相关领域违法行为，为此，烟草、电力部门每年直接向刑警支队各划拨50万元酬劳，同时再加上缉私罚没品的返还等，10年左右，该部分款项达到了1600多万。

    李小选认为，刑警支队的这笔账外资金问题是体制遗留问题，“关键是这些钱并没有被个人侵吞，而是全部用于办案。”

    “巧合的是”，李小选说，因小金库问题被有关部门调查的刑警支队人员近10人，均为12·10专案组成员。而另一位接受调查的专案组警员则透露，有关人员找其谈话时，曾问及“12·10”专案的进展情况。记者曾就相关细节向河南省有关部门求证，但采访被婉拒。一个事实是，正由于小金库问题被查人员的“巧合”，“12·10”专案组的进一步调查自2004年4月起陷于停滞。专责查办案件的洛阳市公安局原局长张太学已调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8月初，张太学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不想再提及宋氏团伙倒卖文物案。

    2004年12月13日，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对记者说，在现行文物体制下，一些文物贩子通过非法文物盗卖链条获得暴利，这种巨大的利益已使他们有可能疏通关节，为案件查处制造难以想象的障碍。

    在洛阳，非法文物利益曾显示其惊人的腐蚀能力。1990年左右，洛阳市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倒卖没收文物获取暴利，最终被处极刑。

    1997年7月，宋彦庆、何建康伙同毛韵生等以24万元从董红杰处购买其所盗挖一北魏石棺板，后卖出致文物流失。

    1997年8月，宋彦庆、何建康伙同毛韵生以20万元购买当地村民李建军等人所盗挖两块北魏石棺板（三级文物），后卖出致石棺板流失。

    1998年冬，宋彦庆、陈兵伙同马好强从伊川县张见伟处以24万元购买两件三彩马，后以60万元的价格卖出致文物流失。

    1999年秋，宋彦庆指使何建康、陈兵以4万元的价格从马俊卿等人处购买三件三彩俑，后何、陈两人将文物交给宋彦庆，此三件文物至今未追回。

    2001年8月，宋彦庆、郝建立从海干民处以5.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四件三彩骑马俑（三级文物），宋将其中两件以5.5万元倒卖给洛阳中原置业公司董事长宋宏洲，案发后，文物已被追回。

    2001年，宋彦庆分别以8000元和1.5万元的价格两次倒卖给宋宏洲三件白釉高足盘（三级文物）和一件三彩驼（二级文物）。

    2002年秋，宋彦庆将两套三彩杯盘、两件白釉瓷碗等共计8件三级文物以3万元价格顶账倒卖给宋宏洲，案发后，上述文物均已追回。

    “百度”一下“文物倒卖”，相关网页多达44600篇。洛阳一起部督倒卖文物大案搁浅，显示现行文物体制下，警方打击文物倒卖之艰难。

记者 刘炳路 河南洛阳 焦作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