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品主要分为刺绣和织绣，刺绣多是人工制作，织绣则是借用机器制作而成，这是万通驿路出品的《甲申年》袖珍织绣品，长仅14.5cm、高9cm,百余文字清晰明朗，由于该织绣品多为名家设计，艺术价值较高，加之自成系列，量小价低，故深受收藏者喜爱。

    《甲申年》袖珍织绣品设计者万维生，福建省泉州人，是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家，由他设计的、在我国发行的邮票已达40多套150枚。其主要作品有《儿童生活》、《万里长城》、《童话-咕咚》、《天鹅》、《水仙花》和《全国山河一片红》（未发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艺术市场基本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时国内市场只有少数几家经营字画，如荣宝斋、朵云轩及文物商店、古籍书店、古玩商店等，他们经营的大多是民国以前的旧字画，价格非常低，像民国时期价格最高的张大千作品，那时只有数十元一幅，大幅精品在百元左右，像精品《沧浪渔笛》当时只有百元（此作在2002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获价552.79万港元）。吴昌硕的画30—50元，金农书法对联60—80元，任伯年花鸟扇2—5元之间，蒲华墨竹四屏条8-15元，齐白石的作品数元一幅，即使如此低的价格，也没有引起国内百姓的兴趣，只有像夏衍、邓拓、邓永清等层次很高的人来玩赏。那时，夏衍和邓拓都是用稿费来购买名人字画；邓永清是六机部副部长，尽管工资收入比一般高一点，但也属于“惨淡经营”一类。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社会环境、政治气候对书画不提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革命的，在“文革”期间，名人字画更是被列入“封资修”的东西。另外，当时，普通百姓生活比较拮据，又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的孩子少则2-3个，多的5-6个，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数十元，若是收入百元以上已是高工资了，一家老小都得靠工资维持生活。因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内只要购进徐悲鸿、傅抱石、齐白石等名家之作，如今已身价百倍。

    也许有人会说，在封闭时期买进名家字画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随着国内的开放一去不复返。那么，现在市场上难道就没有机会了吗？实际上，只要艺术市场存在，就会有市场机会，前提是你要有敏锐的眼光买进有潜力的作品，若干年后也许会涨得让人看不懂。到那时，你若回头看现在的价位，会觉得现在买进的作品十分便宜。最典型例子就是李可染、吴冠中，八十年代初我去北京的时候，李可染的作品也只有数百元，1984年我到北京荣宝斋看到《人物》精品挂牌只有8千元，且这一价格无人问津。然而，10多年后，吴冠中的作品在市场上动辄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那时的机遇也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那时吃进吴冠中或李可染的画并立马转手，恐怕很难赚钱。同样，现在市场上买进字画转手要赢利也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拍卖会上运作，成本相当的高，因为拍卖行对买卖双方都要收取10%的佣金，还要向提供货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费和图录费等，这样各种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少的数字。至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种费用则更高。所以，艺术品这东西不太适应短线操作，它的价格上涨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以海派名家陆俨少的作品为例，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陆俨少的作品收购价为15元一平方尺，八十年代初涨至100元一平方尺，以后又升至1000元一平方尺。到1990年陆俨少的作品在海内外销路很好。由于那时陆俨少年事已高，难以应付各种应酬，故自列润格，山水画每平方尺高达1500美元，那时确实吓退了不少人，可是到2000年，陆俨少的作品在海内外市场上大幅攀升。精品每平方尺从3万元跃上5万元乃至10万元。这对收藏陆俨少作品的藏家来说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总之，投资艺术品长线是金，中线是银、短线是铜。（一俊）